中国经济的增长潜能将要从过去的“爬高山”转向“填洼地”。这两类“洼地”仍然有很大增长潜能，但不继续改革，改革不深入、不到位，这些潜能是出不来的。

　　 当前，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外部环境明显变化、新挑战陆续显现，稳中有变的局面让中国经济感受到压力。我们应如何看待这种下行压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什么地方？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应做好哪些工作？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就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经验与逻辑、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配套改革举措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

　　 中国经济进入5%-6%中速增长平台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在长期高速增长后，目前正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增速换挡回落，升级转轨艰难爬坡，加上外部环境的叠加……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何时触底”的问题？如何评估当前经济增速换挡带来的波动和影响？

　　 刘世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2010年一季度后，经济增长开始减速。

　　 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直观地看，是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背后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体制政策体系的系统转换，从大的增长过程看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增长时的平衡转向另一个中高速或中速增长的平衡。

　　 从需求侧看，高投资要触底。以往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消费总体上是稳定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则是一个较小且不稳定的量。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期，高投资主要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构成，这三项可以解释85%左右的投资变动。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当前，基础设施投资总体上处在回落状态；出口已由以往20%以上的高增长转为以后可能会稳定在5%左右，可以认为大体触底；房地产今后一段时间的投资将会在零增长附近徘徊。这样，支撑高投资的三只“靴子”已初步落底。

　　 去产能到位。随着需求侧的高投资增速回落，供给侧开始相应调整，但部分行业，主要是重化工业调整较慢，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初步估计，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在30%以上。近年来，去产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方面是政府推动，更重要的是市场力量在起作用。工业品出厂价格在经历了54个月的负增长后，2016年9月后恢复正增长，此后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也在经历了一年多的负增长后转正，2017年实现了20%以上的增长。供给侧的调整也基本到位。

　　 从2016年开始，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或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从2017年的情况看，这个判断得到确认，中速增长平台初步确立。触底的确切含义是“稳住了”，不再明显地下滑了，并不意味着“V”型或“U”型的大幅反转，更不可能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样重返高增长轨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提出攻关期，提出三大攻坚战，这些事情比简单地提高速度难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为，做成了也会有更大的成就感。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不要人为推高增长速度，把发展的基础做得实一些，不论对短期防范风险，还是中长期增强动能，都是必要和积极的。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2%就够了。此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大体会调整到5%-6%之间，或者是5%左右。这个速度实际也是不低的。

　　 加快改革步伐，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时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对外开放”。前不久您提到，中国下一步应该确立一个“双高”目标，即要建立一个高标准的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实现“双高”目标，面对着诸多的焦点、痛点和难点，我们应该怎么做？

　　 刘世锦：中国下一步应该确立一个“双高”目标。从国内来看，这一目标确立后，可以使国内外局面豁然开朗，变被动为主动。同时，可以在更高平台上争取新的国际有利环境，赢得新的发展机遇期。对于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下一步国际经贸投资、金融秩序大幅度的调整，以及解决国内信心和预期问题，都将产生积极作用。

　　 从国际来看，我们需要确立一个理念，在全球市场经济竞争中，中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推动者。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共同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反复试验之后的自主选择，中国应当也能够对全球及市场经济建设作出更有价值的重要贡献。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发展高质量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旗帜举得比西方国家更高，走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的前面。

　　 下一步，国际上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动向，比如WTO机制改革、国际经贸投资金融规则可能有重大调整、主要经济体之间建立零关税自贸区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如果能够坚持高标准、高质量的市场经济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并提出引领市场经济的中国方案，在新一轮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博弈中，中国将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出局者”，而应成为引领者。

　　 当然，中国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面临诸多焦点和难点问题。对这些问题，并不是别人要我们改，还是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自己主动要改。

　　 对于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国资国企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产业政策转型、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都指出了明确的改革方向、目标、重点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把这些要求落实到位了，中国就在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上迈出了很大的步伐。

　　 优先推动与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相配套的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什么地方？中国能否成功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持续推进，最重要的是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环境。您对此有哪些政策建议？

　　 刘世锦：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很大，但是重点要有所调整。由于住房、基建和诸多重要工业品都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中国经济的增长潜能将要从过去的“爬高山”转向“填洼地”。

　　 所谓“洼地”主要是“效率洼地”和“分配洼地”两类。所谓效率“洼地”，就是那些还没有放开准入，还缺少充分的竞争，成本比较高，效率比较低的领域；所谓“分配洼地”，就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潜力、人力资本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的领域。

　　 这两类“洼地”仍然有很大增长潜能，但不继续改革，改革不深入、不到位，这些潜能是出不来的。下一步，应以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为目标，优先推动与填平两类“洼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相配套的改革。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根据有关研究，这五大基础性成本中国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一到两倍。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从降成本开始，这一关过不了，高质量发展无从谈起。必须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在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例如，以上海石油交易中心为平台，打通国内外原油和成品油市场，同时在油气生产流通环节放宽准入，打破两三桶油垄断国内油气市场的格局；电信领域除了推动有关企业混改外，可设立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通过有效竞争降低电信资费水平，促进降低资费由“要我降”到“我要降”的转变。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已经讲了许多年，应当有标志性的大动作，以彰显改革的勇气和决心，提振全社会推动改革的信心。这将是一项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至关重要。

　　 第二，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中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过高，但加上各种收费，企业税费综合负担就相当重了。美国特朗普减税后，国内减税的呼声再起。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减税与税改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推进。一方面，应当把房地产税、环境税等征起来，消费税作为地方税的一部分，相应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采取得力措施，加大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力度，相应降低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的负担。

　　 第三，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十九大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深化和提升，是国资国企改革思路的重要调整。国有经济必须实现战略性调整，从传统的企业体制退出，从传统的实物形态中退出，从过剩的、缺少竞争力的产业退出。发挥国有资本规模大、直接体现国家和各级政府意志、对政府要求执行力强等独特优势，更多地集中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领域，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战略性大型项目，如大飞机等；创新基础设施，如国家实验室等；国防建设、生态保护等。

　　 第四，农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的城市化，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件事情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乡村振兴实际上是现代城市体系在乡村的延伸。这些战略的实施，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的要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农民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流转起来。全面推动人员、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市场化配置。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地分给农民，真正保护和增进农民利益，使他们更多地加入中等收入群体。

　　 第五，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发展空间最大的是服务业，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技术大都是软技术，知识是不可编码的知识、体验性知识。吸收这类技术和知识，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必须推动更大范围、更具深度、更有特点的对外开放与合作。重点是高水平教育和研发领域。从长期看，这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短板所在。在这方面应推出一些大力度的开放举措。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更要对内开放，把最具创造力的资源聚集到这些领域。

　　 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并非自然而然，而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深化改革要有紧迫感，尤其要有历史责任感。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中国仍处在追赶期。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自满自傲，仍然需要谦虚谨慎，需要认真学习，需要继续开放，需要实质性地深化改革，这样才能与时俱进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作者：记者 王小霞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