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互联网生态变革的大背景。

第一、2020 年到 2021 年，世界发生了百年未遇之变革。全球性结构性产能极度过剩，各国竞相性降息、降准，特别是降汇，凯恩斯主义重新抬头，各国施尽各种手段对保低端就业、保出口份额、保基本民生。

（1）首当其冲的是金融，2020 年全球增发了 21 万亿美元，拜登上台马上又增发了 1.9 万亿美元。 美国国债已经达到了 28 万亿。 可以显著看到未来财富的K型分布，PPI 与 CPI 一个是牵引，一个是紧跟，国内 CPI 虽然没有上涨，但是 PPI 大家有目共睹，未来全球通货膨胀已成为大概率事件。

（2）2020 年上半年中国因为疫情，导致中小企业关闭，失业人数陡增，中央提出的六保六稳，首先是保就业；2020 年下半年，东南亚地区受到了疫情冲击，低端制造向中国转移并集中，带动中国 GDP 一国独涨，但也使得全球物流呈现单向流动。海运严重缺船、缺箱、缺海员，3.5 个集装箱从中国港口发出，只有 1 个集装箱返回，船费、箱费暴涨。

（3）美国时隔多年，再次祭起反垄断大旗，针对是互联网企业。7 月 29 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对4家大家耳熟能详的互联网企业：Google、Facebook、亚马逊、苹果四大科技巨头举行反垄断听证会，并将在夏季给出调查报告，我相信结果不会对四大巨头有力。上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反垄断还是罗斯福时代针对石油巨头洛克菲勒，最后的结果是将洛克菲勒拆分成 34 个公司。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同样面临考验。蚂蚁金服上市受阻，阿里、腾讯、百度、美团、苏宁、顺丰、京东、字节跳动、滴滴等关联方在内的 15 家互联网科技公司被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定格 50 万元处罚；阿里巴巴控股因“二选一”被处罚 182 亿元，对美团的处罚应该也在路上。

（4）自 2002 年中国加入 WTO，“中国制造”以组织优势、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获取了全球中低端制造市场竞争优势，但现在遇到了严重的市场阻力。美国要求重新制定贸易规则，意图将中国排除在外，特别是 4 月份美参议院通过《2021战略竞争法案》更是希望将美国及盟友的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国产业供应链剔除在外。2020 年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启动三方“供应链弹性计划”（SCRI），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第二、全球处于极度不稳定。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与拜登两大阵营的极度撕扯导致了白宫被抗议者攻入；法国汽油价格微涨导致了旷日持久的黄马甲运动；英国退欧更是为了不承担欧盟承接中东难民的责任。

第三、人群观念严重撕裂，且不分贫富、不分种族、不分信仰、不分国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所构筑的信息推送使得人们陷入到“信息茧房”，过去“井底之蛙”还有机会跳出井口后明白天空不是只有井口那么大，而今不同区域的“井底之蛙”被互联网连接和人工智能加持后，这些“井底之蛙”越来越坚信天空必须是井口大小，微信群甚至现实中各种针锋相对的谩骂已经成为新一代风景。

中国相应的应对策略

2020-2021 年，中央先后提出“六保六稳”、国内国际“双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克强总理在 202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 15 次提到“高质量发展”。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提出“内循环”已经有三次了。1993 年取消全国粮票标志着国内的供需基本平衡，但只花了 3 年时间，1996 年国内轻工业产品积压值就占了当年 GDP 的 50%，所以才首次提出“拉动内需”，包括住房分配的货币化、国企为提高效率的“国退民进”和不惜代价加入 WTO 等。2002 年 1 月 1 日中国进入 WTO，“中国制造”产品开始真的充斥全球市场，但仅 6 年，2008 年全球市场也出现严重供大于求和产能过剩，中国开始第二次提出“拉动内需”。此次更是呈现全球性产能过剩，中央第三次提出“拉动内需”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从 2000 年的 39.12% 到 2002 年 42.21%、再到 2006 年的 64.24% 最高峰，2009 年跌回 43.16%，而最近两年仅有不超过 32%，中国的 GDP 开始更加依赖国内市场。未来强大的“中国制造”能力如何消解呢？

资源配置优化的核心禀赋

先从最发达国家的美国看看资产的分布。美林美银常年跟踪美国各阶层资产并做出统计，从 PPT 的图表上可以看到，从 2013 年开始，美国前前 0.1%（千分之一）的富豪们资产超过了后 90% 的中产阶级，而今头部富豪的资产总和更加集中。

再从全球富豪的年收入看看全球财富的分布。《福布斯》统计 2015 年，全球富豪榜的前 67 位富豪年收入超过地球后一半人口的总收入，2016 年只剩下 8 个人，2018 年只剩下了 5 个人就超过地球后一半人口的总收入。首富贝索斯及其前夫人的资产达到了 2680 亿美元，超过全球排名第 45 名的国家捷克，可谓富可敌国。

中国民众收入同样分布也不平衡，福布斯和胡润两个富豪排行榜都认定中国有 6 个城市的亿万富翁数量位居全球前十位，北京亿万富翁数量超过了纽约位居全球第一；而 2020 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克强总理语出惊人，透露出全国有 6 亿人月收入只有 1000 元；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统计，中国有 9.64 亿人的月收入不高于 2000 元。可见财富分布的差距与制度的关系并不太大的相关性，更应该是数字化做为核心禀赋改变了资源配置优化能力。

每个文明时代资源配置优化的核心要素禀赋是不同的，狩猎文明时期的核心要素禀赋是共识，而后演变为信仰和宗教，其推动了部落的壮大；农耕文明时期和核心要素禀赋是权力，自顶向下的帝国式金字塔架构保证了土地种植、税收和社会分工的高效率；大航海时代使得资本超越了权力成为最核心的要素禀赋；工业文明则把核心要素禀赋让位给了科技创新；70 年前，由于标准集装箱及其体系的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制造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才真正形成，尽享全球各种资源红利和政策红利的跨国企业模式成为核心要素禀赋；而今信息文明时代，数字化骤然成为资源配置优化的最核心的要素禀赋。

从信息化时代到网络化时代，再到数字化时代的产业链生态大变革

信息化起源于 50 年前，信息化完成了人与设备的数字互联。 产品可以从最基本的零部件形成物料清单（BOM）表，并存储到数据库 DB 中，当进行版本管理时又引入了产品数据管理 PDM； 利用计算机可以进行产品开发和设计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计算机辅助工艺规划 CAPP 和计算机辅助制造 CAM，甚至包括计算机辅助一切的 Cax； 同时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实现面向制造的设计 DFM、面向装配的设计 DFA 和面向后续一切的设计 DFx。 计算机技术引入生产管理则主要集中在排产，从主生产计划的 MPS 到物料需求计划 MRP、制造资源计划 MRP-II 和企业资源计划 ERP； 但当 ERP 的指导性不够科学时，则可以引入用于调度的制造执行系统 MES。 同样，在仓储和运输管理中也可以实现仓储控制系统 WCS、仓储管理系统 WMS、运输管理系统 TMS 等，在企业内部推行管理信息系统 MIS、供应商关系管理 SRM、客户管理系统 CRM 和供应链管理系统 SCM 等，由此更产生了虚拟制造 VM。

信息化时代最爆款的虚拟制造产品就是波音 777 的推出。在没有信息化支持的传统制造时代，飞机这样复杂的产品需要通过物理样机的反复试制来优化设计方案，持续消耗物料和时间；而在虚拟制造环境下，波音 777 的整机设计、部件测试、整机装配以及各种适航标准环境下的试飞都在虚拟制造环境的支撑下得到了能力提升，开发周期也从过去的 8 年缩短为 5 年，更节省了无数的原材料。

网络化时代起源于 30 年前互联网的推出和普及，互联网完成了人与人的数字互联。网络化时代之前，再有个性化的需求市场和再有差异化的生产能力，其实都会被需要规模化以降低成本的商贸流通渠道所控制和压制，结果形成了 20 个构思 1 个可设计，20 个设计 1 个可制造，20 个制造 1 个可销售，20 个销售 1 个可畅销。

网络化时代恰恰实现了近零成本和近零时延地将差异化供给和个性化需求可以精准地匹配，并且形成规模化，你可以在电子商务平台上找到几乎任何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互联网克服了物理连接的障碍而形成了逻辑互联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同时中国庞大的 To C 消费群体对消费互联网的应用起到了加速倍增作用，也使得中国消费互联网非常成功。

服装业在网络化时代就有较大的飞跃。服装生产严重依赖于规模，加工质量也严重依赖于学习曲线。没有规模就难以保证利润。在规模不足时，难以有效通过学习曲线提升生产率，提高生产质量，大多数企业就只能依靠降低原材料成本由此降低原材料质量。而网络化之后，尽管每个人都穿着个性化的衣服，但事实上通过互联网逻辑互联而累计了大量的生产需求规模，使得不同地点极大差异化个性化客户需求市场的服装质量就有了极大的保障。

数字化起源于近十年，其完成了设备与设备的数字互联。信息化将设备与人互联，网络化将人与人数字互联，而数字化将设备与设备互联，三化形成了完美的闭环，但数字化与前两者不同的是从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跃升到范围经济层次。

数字化首先能够锐减系统资源的投入。传统生产系统的自动化、少人化和无人化都需要提前预防系统的偶发事件引起的系统崩溃，即提高系统的鲁棒性，因此会投入大量资源预防黑天鹅事件，但数字化由于有效利用了设备与设备的数字互联，从而实现了底层自组织，形成底层系统自洽。德国工业 4.0 的核心是赛博物理系统（Cyber Physics System, CPS），可以同时将主生产计划（MPS）任务分派给机床、机器手、AGV、AMR、货架 SKU 和被加工的零部件自身，他们自行通过通信和握手信号进行协调，最终完成 MPS 交付的加工任务，这其中避免了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额外资源耗用。

如果用更简单的案例去解释，可以引入许多人都熟悉的滴滴打车的平台逻辑。滴滴打车平台是数字化而不是信息化，在这个平台上，滴滴打车同时将计划调单给了司机、出租车和打车人。这里可以允许时间有误差、地点有误差、人有误差，可以通过司机和打车人的直接连接而避免这些误差引发的系统崩溃。如果才用信息化方式呢？那么打车时间必须是准时的，在一定极小的误差范围内，地点也不能有误差，多人打车的时候对打车人要有极其强烈的识别能力，这样的话，系统资源将成级数增长。

数字化锐减了资源投入量，甚至可以做为碳达峰、碳中和未来的强支撑工具。中国的碳排和二氧化碳排放压力极大，这是因为我们耗用的资源过大，如碳排我们约占全球的 1/4，二氧化碳则约占全球的 1/3。我国规划了 30/60 的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期间压力巨大，数字化恰恰在生产和消费环节中将起到极大的技术左右。

数字化时代还引发了数字经济。2020 年，中国数字经济收入已经占 GDP 的 1/3，数字经济带来的岗位已经有 2 亿个，数字经济所推动的范围经济让许多产业自成生态，如阿里巴巴和腾讯都利用收益再投资而各形成了一个 10 万亿元的生态圈，当然政府现在开始逐步对互联网垄断加以防范，但也恰恰说明了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要素禀赋汇聚和资源配置优化的超级禀赋。

数字经济不仅仅带来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区块链等技术的高科技就业，更重要的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带来的装备傻瓜化降低了科技产品的应用门槛。仅乡镇青年喜闻乐见的快手平台 2019 年就给国家级贫困县带来了 500 万人的直播售货的自雇岗位，人们对经济萧条的东北直播经济嘲笑式地评价为“轻工业靠喊麦”。

数字化时代供给能力更强，消费能力却严重不足，导致全面面向“消费者”的互联网数字经济和移动互联网数字经济更强调品牌，更强调售前服务和售后服务，其中 To C 平台更强调眼球注意力，而 To B 更强调渠道的售前售后服务。以 To C 为特征的消费互联网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加持下，注意力更加成为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互联网有一个“8秒”定律，即人们在不感兴趣的网页上浏览不超过 8 秒钟，生物学研究金鱼的记忆还有 9 秒钟呢，所以在 To C 的消费互联网市场上，产品/服务及其网页展示可能只有 8 秒钟选择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直播头部的薇亚可以一个人在 2020 年获取到 202 亿元的脱水销售额，而非头部直播从业者只有勉强度日。但这也要求了每个头部直播者严重关注其在互联网上的品牌和美誉度，其兴起有偶然性，但其一旦品牌或美誉度受损，其溢出的品牌和美誉度收益将荡然无存。

To B 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则与 To C 为核心的消费互联网完全不同，To B 需要满足企业明确且典型的个性化需求，需要渠道上的长期优质的售前服务和售后服务，更需要渠道上每个决策人的长期信任与合作，在供需对接的决策中企业消费者更加强势。美欧国家企业历史形成的相似治理架构和完善的流程管理使得 To B 具有更多的普遍性，而国内企业的生产管理更个性化、更依赖管理者，所以在 To B 应用上的难度也更大。

供应链管理的由来

我们现在熟悉的“供应链”名词的核心来自于 1985 年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中提出的“价值链”，1996 年美国学者 Porier 和 Reiter 提出了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大家记住供应链管理是一个完整的定义，中国则更多将供应链单独使用。2001 年本人在中国高校第一个开始了《供应链管理》本科生课程，直至今日已经在清华讲授了 20 年。2005 年，全球物流行业影响最大的学术组织美国物流管理协会 CLM 更名为美国供应链专业人士协会 CSCMP，并将首届会士奖授予给学者马丁﹒克里斯多弗，为其评论“21世纪的竞争不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和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供应链管理已经上升为许多国家的国家战略，2012 年 1 月 25 日，美国国土安全部珍尼特部长在瑞士达沃斯会议上发布《全球供应链安全战略》，其中关键两点，一是要求服务美国的全球供应链安全且有效率，二是具有柔性。2021 年在《2021年战略竞争方案》则要求逐步剥离中国产业链。2017 年 10 月 7 日，中国国务院也提出了《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同样将供应链管理上升为国家战略，并重点落地在农业、工业、能源和金融四大产业，绿色供应链和全球供应链两个发展方向。

智慧供应链发展的 4 个层次

智慧供应链的第一个层次在于功能内的资源配置优化。 如运输中的重去重回、结点成网和送奶线路，仓储中的交叉码头和多级库存优化等。 我们大多数定量化分析都集中的功能内资源配置优化方法，也就是在第一个层次中。

智慧供应链的第二个层次在于功能间的资源配置优化。由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计算的支撑和加持，使得定性优化就能够极大的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如亚马逊的“以储代运”和国内的“前置仓”。亚马逊已经有 2 亿个付费的会员，全球云计算排名第一的亚马逊云服务 AWS 系统可以实现对全体会员实现 48 小时送达，对特定区域实现 1 小时送达，正是 AWS 才能够使得其既能保证响应能力，又能保证库存成本最低。仓储可以代替运输，运输同样也可以代替仓储功能，同时，运输、商贸和供应链金融也同样可以通过一体化实现更强大的资源配置优化。

智慧供应链的第三个层次是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甚至产业间进行资源配置优化。中国能源 80% 来自于煤炭，每年产煤 40 亿吨，而因为煤炭的资源结构和耗能产业结构分布不均，导致长距离“西煤东运、北煤南运”。而今坑口发电，加上特高压输变电，开辟了第 6 种特高压运输方式，从而降低成本，提高响应。

智慧供应链的第四个层次是并行产业链和并行供应链的资源配置优化。互联网的“羊毛出在猪身上”也有相似性。如植入性广告使得可以先有利润，后投入成本。移动互联网的游戏、短视频等对用户的黏性越来越强，广告精准度越来越强，也导致其收益远超其他行业，其实质也是增强供需匹配的精准性和效率。

供应链金融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

中国制造的活力在中小企业，创新也一定在中小企业。2020 年中国进出口的 43% 在民营企业，41% 在跨国企业，16% 在国有企业，可见中国制造严重依赖中小企业。

但民营中小企业最大的困难在于融资难、融资贵。融资贵是应该的，因为中小微民营企业信用不高，特别是平均生命期只有 2.9 年；但是融资难就不应该了，至少是不影响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可以从体制机制上解决。

由于中小微民营企业信用不足，且生命期较短，但是金融的主体——各银行支行行长有终身负责制，则使得所有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政策红利只能在金融机构中空跑，并衍生出各类白手套，最后中小微民营企业得到的依然是各种类型的高利贷。

中小微企业主已经将所有不动产、期货都变成贷款融资的抵押品，但是动产现货却难以成为金融机构的标的物。当然，传统物流金融和所谓的供应链金融都有过对动产融资的期待，但是由于融资者与第三方仓储管理者有天然的合谋动机和能力，也发生了青岛港、中钢和广州浪奇等各类事件，使得金融机构天然的防范风险本能持续走到各类运营模式的最前线，传统物流金融和供应链金融都最后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让各种金融创新归于平淡。

实际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所谓的供应链金融 1.0、供应链金融 2.0 和供应链金融 3.0 依然没有模式上的革命性创新，无非还是强调主体信用，强调链主信用，对盟主或链主进行确权增信，让盟主或链主进行转换的担保抵押。这不是供应链金融，更应该称之为“供应链结点金融“，是利用盟主或链主的授信额度、专业能力、监管控能力和担保能力来获取利润，但是盟主或链主的损失大于收益，此方式不可能持久。

5G、AI 和 IoT 技术等极大程度地降低了监控和监管成本，特别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管理模式让确权增信改变为对盟主或链主的主体信用进行松绑，实现可全面穿透、实时追踪、及时预警和提前风险处置。

数字化技术最大贡献在于极大地降低了监控和监管的成本，并提升了监控和监管的效率。 传统强调主体信用、确权增信的方法只能让最大的供应链盟主或链主避之不及，因为其获得的利润难以覆盖其产生的搜索成本、监控成本、监管成本和风险成本，传统的供应链金融更应该称之为供应链节点金融。

而供应链金融 3.0 就是要以供应链所有企业真实的经营业务为起点，通过对带融资的资产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穿透，包括对应收应付账款进行穿透，对经营性固定资产进行穿透，对供应链上贸易/交易的所有场景进行穿透，这依赖基于物联网 IoT 的实时监控和基于区块链的实时监管体系。

以往基于仓储芯片的件杂货和箱体的监控虽然有效，但监控成本居高不下，特别是对于煤炭、焦炭、矿石、木材等大宗货物难以奏效；但是基于视频的大宗货物体积和重量的测度越来越成为规模效应后的零成本途径。马斯克的特斯拉汽车推出的无人驾驶是基于视频的，贝佐斯的亚马逊无人超市推出的无人监控是基于视频的。当基于视频的 IoT 监控规模化之后，其“软件即硬件“模式将监控的边际成本锐减为零。

当然，在最低成本且可共享的网络化监控可以确保被监控货物的真实性后，上网后的主要工作就是监管。区块链因其“去信任化“和”去中介化“特性使得其具有及其的溯源和防伪能力，特别是 5G 更是保证了区块链对于网络资源的低成本耗用，供应链上下游因为系统交易获得共同的利益而更乐于结成联盟链，从而形成真实、可获益且可有效防控风险的供应链金融。

刘大成，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兼物流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