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公开演讲中总结了过去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五个经验：

一是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二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三是必须坚持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

四是必须坚持依法治国；

五是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刘鹤特别强调“有的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事实上，在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刘鹤曾经写过一篇《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一文，对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总结。

｜他在文中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大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主要是因为“六个因子”：

一是在反思文化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

二是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

三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四是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

五是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

六是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可以看出，在总结中国发展的原因时，刘鹤在2008年和2023年达沃斯论坛上都特别提到了两点：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一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

刘鹤在《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中指出，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重视保护产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

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他在文中提出的关于中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灰色区间”的论述非常有意思。他说：

在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

他认为，中国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比较务实，因为两者都是为发展服务的。

我们一直认为政府和市场是互补的关系，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上和商业周期的不同阶段，两者的互补形式又有很大的不同。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作用。

同时，中央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引导结构变化方向上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但又逐步减少对经济活动的不必要的直接干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和效益上注入大量的精力，由此形成的地方经济竞争对国民经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无独有偶，最近，中国经济界的泰斗级的人物吴敬琏吴老出版了他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2版）。这本书的第1版是201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出版的，吴老可谓中国改革开放全程参与者和见证者，他的这部全景式的展现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巨著值得每一个人认真阅读。

｜他在总结中国崛起的原因时指出：

“推动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的扩展使个人和企业的选择权得到了一定的发挥空间。虽然还有不少限制，无论是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销售定价行为，还是个人对劳动的提供以及对商品服务的消费选择，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人们有了当初无法想象的自由选择权。这种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自由选择权的扩大，为劳动、资本与技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的有效组合创造了便利条件，从而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的确如吴老所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民营企业不断获得生存空间，与政府争夺权力边界，在市场经济的废墟上爆发力量和惊人生命力的历史。

从人类整个经济史的长河看，公司、市场、金融交易所和互联网的确是迄今为止人类最重要的四大社会发明，它们的共同特质是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决定了全球经济权力版图的更替。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社会组织的地位而言，并没有独立的企业，国有企业作为政府的附庸而存在，是另一种形式存在的政府，承担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功能。从中国改革的路径看，农村改革以承包制作为切入点，解决吃饭问题；而城市改革将国有企业作为切入点，解决一个社会的活力和经济的主导权问题；而城市改革的主体无疑是企业角色在社会中的转型。

在1978年，中国企业的数量不过几十万家，而到今天，中国企业的总数量已经超过了4800多万，其中99%的企业是民营企业，是在市场化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没有他们，很难想象有中国经济的今天。

站在中国改革的视角，扩大国企的自主权，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在强大的政府之外，培育一个更有效率、更有活力的经济体，代替政府的全能的职能，这个路径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基本共识之一。

当然，发展市场经济，扩张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自主权利，并不意味着政府只是守夜人。

本人一直认为，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上，经济学家对市场的作用的认识已经足够深刻，共识远远大于分歧，但对于政府的研究和认识远远不足。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方，政府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干预可谓无处不在，没有市场的社会和没有政府的社会都是不可想象的。

诺斯在其名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特别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布拉德福德·德龙（2002）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比喻为“双人舞”。他认为，企业与政府至少已经一起跳了两个世纪的双人舞，这是一场复杂的双人舞，他们的角色不断发生转换，不时看着对方的影响范围在扩大和缩小。

“这是一个伙伴关系，没有对方的配合，企业和政府谁也不可能兴旺发达。没有企业，政府就兑现不了它对公民所做的创造和维护繁荣的承诺。没有政府，没有政府的规制作用和监督作用，企业就根本转不动。”

丹尼·罗德里克在其《全球化的悖论》中提出了重要的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论述：市场和政府是互补的，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一国希望市场发展得更快、更好，相应的政府治理应该更多、更好。政府治理不力的国家，市场运作一定也不好。

综上所述，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一再表明，政府和市场一样，都是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力量。实用主义经济学家很早就意识到了，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有力的政府。市场与政府之间应该是互补关系，而不应该是对抗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二者缺一不可，而不是有你没我。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政府和市场不能和平共处，经济就无法增长。

正确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前提，当然是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而不是回到以前的计划经济谈政府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里程碑的界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从此确定。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看，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的收缩，释放了经济活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在国有企业改革障碍重重的情况下，中国选择的增量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道路，事实上也抑制了政府在微观领域的干预力量。

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一部不断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和限制政府干预的历史，一方面，通过改革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构筑了新型的政企之间的权力边界，培育了一个真正的可以发挥企业家作用的市场主体。

既然过去40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市场化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正确的，那就不要动摇，坚持到底，至于改革中的问题和细节，是可以不断总结和纠偏的。千万不能因为在发展中出现一些问题就否定改革，否定市场化的大方向，这等于是倒脏水把孩子倒掉了。

过去几年，在舆论层面，我们总会听到很多和市场化改革，以及“两个毫不动摇”政策违背的言论。什么中国以后会放弃市场经济，搞“人民经济”，什么“民营企业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应该退出”等等的奇谈怪论严重影响了企业家的预期，严重影响了发展的信心。

为什么这些言论会大行其道，为什么攻击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言论没有人管，这是值得深思的。这些扰乱民心的言论一日不治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就一日难以恢复，对中国经济的危害就一日不会消除。

当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设计的道路，而且结果极为成功。中国的成功不是经济学经典理论预言的结果，不是对历史上任何一种发展模式的复制，这意味着现成的经济学理论无法总结中国的成功，需要新的有解释力的理论，这是中国经济学人的历史责任，中国过去40多年的巨大成功也配得上一份独享的经济学理论。

但是，新的经济理论中，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肯定无法忽略市场化和改革开放这两大共识。市场化和改革开放是中国这列列车过去40多年快速行驶的双轨，脱离了这两个双轨，这趟列车肯定就跑不起来。

马光远：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产业经济学博士后。现任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兼任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金融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