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前国务院参事夏斌发表了文章，就围绕2022年，“稳字当头”要重点关注什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表示在2022年，有些挑战可能消失了，有些挑战可能依然存在，有些挑战可能还会进一步发酵。

如何理解“稳”字？除日常意义上讨论的GDP增速外，笔者对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稳”字，另有两点学习体会。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这句话意味着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是中心，是稳字当头的基础。如果社会主义生产力得不到发展，那么我们对其他一切问题的解决都缺乏基础。二是经济工作要“加强统筹协调”的思想。这在这次会议公报中作出了反复强调。公报明确，经济工作不仅要求有关宏观经济部门之间的决策要统筹协调，而且还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这里讲的“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分别指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还包括了中央国务院非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如文化部、生态环保部，以及国家市场监管局等部门，都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出台政策都要有利于经济稳定，这样明确的提法和要求非常罕见。为此，会议还特别要求“领导干部要加强经济学知识、科技知识学习”，在领导经济工作时，要“坚决防止简单化、乱作为，坚决反对不担当、不作为”。

那么，2022年“稳字当头”能“稳”在什么水平？概括国内外智库及著名机构分析者的判断，按照往年中国政府的调控空间和经验，多数机构预测中国2022年GDP增速为5%至5.5%。但也有机构预测5%有压力、有难度。到底增长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力度。

但是，要看到一个历史事实。自2003年以来的近2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差不多每4年就下一个台阶。2003年到2007年GDP保持了两位数增长，最高的2007年达到了14.2%。之后，每4年GDP增速下一个台阶。其中，2008年至2011年的4年间，GDP平均增长9%以上；2012年至2015年的4年间，平均增长7%以上；2016年至2019年的4年间，平均增长6%以上。2020年GDP增长2.2%，再加上今年，两年GDP平均增速大致在5%以上。从现实各方面条件看，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确实面临不小的压力。

针对2022年“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方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确定了七大政策体系。笔者相信，各有关部门正在制定具体的政策和工作任务。经济工作千头万绪，2022年能否吸取2021年全年工作中有关部门政策协调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各地区各部门政策的最后汇总效应是有利于总体经济的稳定，还是给总体经济稳定打折扣、形成合成谬误，这是一个有待观察和解决的动态过程。因此我们的预期分析，不仅要关注“我们要什么、干什么”，更要重点关注我们“能干什么、是怎么干的”。就此，凭个人经验观察，分析我国2022年经济形势的走势，分析常规的货币财政政策的变化力度是最基本的，也是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一定要看到，各部门一系列政策意图最后能否顺利贯彻，不完全取决于政策的主观意图，很大程度上更是取决于客观复杂的市场因素，取决于对经济运行中多年形成的深层次问题和风险隐患的解决方式和力度。当前，要真正看清楚2022年全年能左右我国经济增长态势的，对经济增长有较大权重意义、较大贡献度的，不是代表新发展方式的行业与产业，而是以下三件连结中国经济“昨天”与“明天”的大事。

一是要重点关注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动态

房地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远不是现在居民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占全部银行贷款约25%这一数据所能说明。有权威人士估计，加上与房地产相关的其他非银行融资，房地产贷款共占全部银行贷款约39%。这个占比是相当高的。其中，还不包括银行现有的其他各项贷款。可见，房地产市场一旦出现动荡对产业链、全国就业、GDP贡献度的影响绝不能小觑。当前中央关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方向已明确，就是三句话：房住不炒，坚持打击投机炒房；支持刚需，对居民日常购房的合理经济需求仍会予以经济手段的支持；住有所居，对城市新居民、住房困难户要以保障房、租赁房予以确保。

这三句话体现了近20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目前社会上对房地产市场预期正摇摆不定，开始出现预期转弱的关键时刻，即使方向定了，政策目标不清晰，同样不能达到精准调控的方向要求。政策目标是什么？就是“三稳”，搞不好“三稳”，会影响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三稳”中的关键是什么？是稳预期。预期不稳，地价、房价照样不可能长期稳住。如何稳预期？在当前预期转弱压力已经开始出现之时，通过各项政策组合给市场传递的信号必须简单明确：房价不可能再飞涨了，但整个市场也不会崩。那么现在的难点是什么？这三类房通过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才能实现所期望的总预期？目前各地的政策主要是“三档红线”、个贷监管、行政上的“五限”、特大型房企的风险自我消化等，而且是“一城一策”，各地不一样。因此，稳预期最后需要的是对三类房市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内容。同时，这三类政策又要经过统筹协调，确实能够发挥稳定总体预期的合力。这期间，可能需要对三类不同住房采取不同的人地挂钩供地政策，对现有各地“五限”政策进行微调。同时，在税收上精确打击投机炒房而不会误伤广大居民的合理购房需求。但是迄今，还没看到以大量数据分析为支撑的政策组合的整体方案。也许，这是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所以，关注2022年全年的经济走势，必须密切关注对国民经济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房市调控政策变化的动态。

二是要重点关注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正常经营权和生存权的保护

众所周知，民营企业有“56789”之贡献。且我国自2011年以来10年间的总投资中，除了在2019年和2020年民间投资占比在54%至55%左右外，其余年份均在60%左右，最高时达到62.99%。10年间国企投资占比最高的2011年，仅占26.48%。民营经济已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绝不可轻视的支柱力量。民营企业对实体投资是否仍持有积极性，已是关系经济走势的一个极敏感的指标，影响投资、就业、工人收入，从而影响居民消费。因此，中央反复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原则，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针对迄今对民营经济正常经营保护不够的现实，政府有必要动用行政力量，全面巡视、督查、纠正各部门、各地方对民营企业采取直接或变相的歧视政策和减税降费、减负纾困政策的不落实现象。因为，只有真正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才能稳住经济、才能进一步扩展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为此，12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部署要对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依法整治，“开展冬季专项行动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治理力度，以工程建设特别是政府性投资和国企项目为重点，全面核查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支付……依法依规严惩欠薪行为，对失职失责公职人员予以通报和问责。”

有鉴于此，观察分析2022年能否真正实现稳经济，必须关注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是否明显改观，经营是否有好转，投资是否出现稳定增长。

三是要重点关注地方政府（包括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一个重大的隐患。2020年末，地方债余额25.66万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28.81万亿元之内；地方债务率达93.6%，低于国际上100%至120%这一可接受的程度内。但是，这并不包括隐性债务。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20年底，对于隐性债务，不同机构预测的范围大约在20万亿元至40万亿元。2015年各级政府融资平台上万家，经整顿目前至少还有8000家。现在财政部在地方财政收支情况较好的上海和广东开展隐性债务清零试点工作，全国计划用5年至8年时间实现清零。以上说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地方债务包括隐性债务问题仍不是一个能轻松解决的问题。

2022年又是地方债还债高峰期。我们准备以多大的力度化解存量风险，或者以多严的要求防范增量风险？不同的政策力度对经济的影响自然是不一样的。如果政策力度大了，将直接影响当年的投资与消费。如果政策力度小了，将影响财政和人民币币值的长期稳定。目前，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债务约束已有严格的规定，包括对违规举债要终身追责。所以，2022年稳经济这一目标在地方投资层面最后结果如何，要看执行中的动态，看存量与增量的风险怎么处置与控制，看政策是否会调整，又是怎么调整的。作为政府，应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进一步缩减行政开支，将更多的财力支持民生工程，确保民生工程，加快民生工程建设。作为市场观察者，分析形势时要密切关注政府债务压力和支出结构的变化，因为这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工程建设和投资进程，影响市场利率，进而影响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应，影响人民币币值等，最终影响经济发展的稳定。

以上三件事是事关2022年经济发展的大事。尽管不是新问题，但也正因为是老问题且始终没有得到较彻底地解决，故而在新的“三重压力”之下，其对稳定经济的敏感度就更加突出了。如果能够较快、稳妥地解决以上三件事，即便短期内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恰恰意味着中国经济开始实质性步入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国务院参事，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南开大学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