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近日在应邀参加第九届中国企业家发展年会上发表了“中国宏观经济与企业营商环境”演讲。以下为小编整理的部分演讲内容

问题一：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近期的宏观经济走势确实不乐观，下行压力比较大。三季度GDP增长只有4.9，现在人们预期四季度比这个还会要低。为什么低？还是因为国内市场不振。

国内的投资按两年平均增速算只有3.8%的增长速度。这个其实还可以理解，但比较令人受震动的数字是消费需求两年平均下来只有3.9%的增长。除了服务类消费受疫情的影响，但历来这个数字没有那么低，从来是7%-9%这个水平。

情况比较好的当然是出口。这个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总是说中美脱钩，结果现在美国对我们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大，我们对它的贸易顺差比任何时候都大。

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不会终结。疫情的这个表现恰恰说明了我们需要全球化，世界各个地方出现问题的时候，如果有些地方还可以继续生产，那么整个国际市场的需求还能有保障，还能有供给的支撑。

问题二：增长放缓的原因

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当然就是疫情，这个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新冠病毒的变异会产生什么后果、世界的防疫会有什么变化等等。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曾经有一段停电，因为控制能源消耗结果导致了拉闸限电。但是应该说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和过去我们的体制有关，煤和电的价格不能联动，煤涨价，电不能涨价，结果导致发电厂不愿意发电，三台机组说两台机组要大修。它多发电就多亏损，所以它就少发电，这是一个体制问题。

第二方面是政策问题，也就是关于低碳和控制能源消耗。能源消耗的总量控制是我们十四五规划当中少有的几个强制性指令性指标。这个指标过去我们也控制了，但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格。

今年为什么三季度就来做这个事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制造业因为出口的增长确实耗电多了点。另一方面，我们今年有关部门加大了监管这个指标的力度。为什么加大了力度？因为去年年底我们中国领导人向世界承诺了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

第三大因素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的事情确实引起了市场的很大的震动，而且使得大家的投资信心以及市场的走势产生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房地产投资在很多地方都有比较大的下滑。

我同意央行说的：“房地产市场没有系统性风险”。但我们有其他两种风险，一种叫做结构性风险，大城市和小城市，也就是现在人口流入城市和人口流出城市的关系。房地产市场的两极分化，导致了一些中小的、人口流出的城市房地产库存积压。我们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说的那个库存不是工业企业的库存，而是房地产的库存。那时候的问题就已经暴露出来了，现在这个问题继续在。

还有一种就是企业性风险，这是比较独特的。有些企业卖房子挣了几个钱就以自己在哪儿都可以赚钱，对市场缺乏敬畏之心。而且不是一两个企业，在房地产之外，还有一些企业也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结果过高的杠杆率和负债率，就导致了公司出问题，然后就出现上游下游供应链以及资金链的破裂。

问题三：如何应对目前的风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里面，一方面是讲资本不要野蛮生长，另一方面讲到了对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城市现在的价格还要涨，因为他们房子还不够，有的城市房子卖不出去。

会议报告里边还说要控制各种政策出台，特别是有收缩效应的政策的出台时间。过去我们出现过这种情况，各个部门都出台有着收缩效应的政策，同时叠加在一块，结果就引发了某种共振。

三季度就是典型的情况，各种因素加在一块，比如教育辅导、反垄断等等。而且共同富裕也引起了很多误解。昨天这个会议报告里面对共同富裕又有了新的说法和回答。共同富裕要使各种所有制的企业竞相发展，这是昨天晚上的新的词儿：“各种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

我个人对共同富裕的看法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一次分配，是先富带后富，是创造就业是产品创造力，然后有适当的二次分配、社会保障等。我不建议在讲共同富裕的时候，过分强调三次分配，三次分配只是一个补充，也就是慈善。

企业家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是创造就业，把企业做好，不亏损、不倒闭、不爆雷、不跑路，这是最大的社会责任。你做好了这个，先富能带动后富，使更多的人能够获得就业，获得更好的收入。

昨天从政府的公报上也可以看到，政府一定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拖住经济，不让经济再继续下滑，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问题四：营商环境有哪些变化

国民经济研究所和中企会做了一个多年的合作研究，出版了《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20年的报告已经出来了。

2020年的企业经营环境报告有8个方面的指标，包括政策的公开、公平、公正；行政干预和政府廉洁效率；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企业的税费负担；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人力资源供应；基础设施条件；市场环境和中介服务。

每个方面都有一些分值，通过1到5的评分，最高分是5，最低分是1，这样来给出一个数量的指标。

总的来看，近年来我国的企业经营环境发生了积极的变化，2019年全国总指数评分是3.63，比2016年有小幅度的提高，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26个总指数评分有所提高。

营商环境在最近几年改善比较明显的方面是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在疫情期间，应该说我们还是使得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一定改善，加上资本市场的也有一些发展。

另外，在人力资源供应、行政干预和政府廉洁效率以及市场环境和中介服务三个方面也有所改善。这些改善都是提高了0.15以上，这对一个年度的指数来讲，已经是不小的改进了。

那么也有下降的方面，企业的税费负担是有所恶化的，政策的公开、公平、公正方面也是。现在对企业来讲，很多政策不是说有没有的问题，或者执行力度大小的问题，而在于不透明不公开。

有时候你不知道他要在哪个方面来监管，不知道哪个方面政府更重视，你甚至不知道哪个部门要管哪个事情。这个问题最近比较突出的是互联网，也就是我们的新经济部门。新经济部分确实也比较难管，全世界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另外，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方面的评分没有改善。按说基础设施条件方面，中国总的来讲还是比较好的，但有的地方倒感觉有小幅下降，这个是需要认真分析的。

樊纲，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学术专长是理论经济学，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