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政府层面，均对于包括5G网络、数据中心等在内的“新基建”给予了空前力度的支持。特别是34万亿数字的公布，再次点燃了产业热情，“新基建”也迅速变得炙手可热。

高旭东分析，此次“新基建”政策的出台有国家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的原因。

从国家角度看，我国近年来一直将发展5G、加强信息基础设施视为重要战略。早在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就强调，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由此，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新名词开始出现在国家文件中。

由于产业大环境存在不确定性、运营商投资压力较大、5G技术有待进一步成熟等客观原因，2019年产业界对5G投入相对比较谨慎保守。但5G作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战略地位不会改变，“我相信国家一定会坚持大力发展5G等信息基础设施。”高旭东判断。事实上，2020年开年以来，中央多次强调“新基建”的重要性，不难看出我国发展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的决心和信心。此次强调，也进一步明确了态度。

从地方政府角度判断，高旭东认为：“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想把因为肺炎耽搁的时间夺回来，而夺回时间需要抓手。”2019年在5G投资方面地方政府行动不一，有的非常积极，对运营商大力支持，有些则相对比较谨慎。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疫情冲击下，“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出口必将受到影响，投资要义不容辞地担起拉动经济增长的大任，而包括5G、数据中心在内的“新基建”成为重点，有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高旭东判断，疫情出现后，随着地方政府纷纷寻找新的拉动力，更多地方政府对5G等的态度变得非常积极。众所周知，5G想要顺利发展，地方政府的政策和财政扶持非常重要，工信部、运营商也一致在积极呼吁，地方政府在税费、建站、电力等方面给予运营商支持。此次“新基建”政策的出台将给5G发展带来东风。

2008年，为刺激经济发展，我国出台了“4万亿方案”；时隔12年，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34万亿的“新基建”投资计划出台。同样规模庞大的刺激政策，两者有何异同？

高旭东分析，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我国经济发展均遭遇挑战，“4万亿方案”出台时，全球遭遇经济危机，我国也未能幸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发展，我国要摆脱被动，夺回失去的时间。不同之处在于，4万亿更多在现有产业中扩大规模，；34万亿既涵盖已经成熟的产业，也包括发展新兴产业，因此存在更大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成分。当然，发展新兴产业也存在比较大的风险，但收益与风险成正比也相应更大。

34万亿数字公布后，很多人士联想到当年4万亿带来的产能过剩而对34万亿的影响忧心忡忡。高旭东认为，看问题需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如果当时没有4万亿，那么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会遇到巨大困难。看问题要看主流，4万亿帮助中国和世界经济走出困境，这就是最大的一个亮点。所以4万亿政策完全正确，有一点副作用也瑕不掩瑜。”高旭东如是说。

对于此次的“新基建”投资计划，高旭东认为其也是非常积极的政策，要坚定不移地贯彻。

最后高旭东表示，在上一轮发展基建时，人们对于高铁的市场规模、对经济的带动作用预测得比较保守。类比当年的高铁，高旭东认为，“新基建”政策对于5G以及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现在也无法预估，但是毫无疑问的是，5G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是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只有早准备、早投入方能早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