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部副主任陈炳才发表了题为《对推进经济全球化的五点思考》的文章。
一、推动发展中国家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
1.从少数人的全球化走向多数人的全球化
新型全球化应该主要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的全球化，只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才能真正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繁荣。成熟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全球化了，缺乏增长潜力。21世纪以来，由于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改变了以往全球化的发展规律，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以前的全球化，基本是建立在侵略、殖民地合战争基础上的全球化，是领先国家的全球化，也是少数人和少数国家推进的全球化，大部分国家不适应，原因在于那些国家缺乏全球化的经济基础，缺乏平等等价交换的资源、产品、技术和服务，在全球化的开放中，面临或多或少的风险，比如开放农业，本国农产品缺乏价格和竞争力，导致农民失业，社会动荡；开放文化和媒体，会带来民族文化的丧失乃至舆论、媒体被控制，开放金融可能会带来金融危机等，即使发达国家，对哪些开放哪些不开放也是有选择的。不仅如此，推进全球化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汇率很高，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价值昂贵，产品附加价值高，很多国家买不起，享受不了。而且，由于这些国家外汇短缺，汇率很容易贬值，进口更加困难，开放市场，也是少部分能够购买。因此，这个全球化，是市场相对有限的全球化，是少数人少数国家的全球化。未来的全球化，将解决这些问题。
2.推动人口大国印度等深度融入全球化
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对石油、天然气、大宗商品以及贸易都有巨大的需求，如果在印度建立横贯东西的高速铁路、公路、石油和天然气管道，西部在海边连接伊朗、伊拉克和中东石油国家，东边连接孟加拉、不丹、缅甸，乃至越南、老挝，链接到我国的云南、广西等，这条铁路、公路和管道连接多个国家，对印度经济发展有利，也有利印度开展与亚洲国家的贸易往来。亚洲通道具有重要的经济利益。这条亚洲通道，可从印度西边海岸的贾姆内格尔开始（也可以其他，需要论证），横贯印度中部，直连亚洲国家，可以把中东国家的石油、天燃气，通过管道或者铁路直接运送到亚洲多个国家，避免绕道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大大节省路途和运输时间。对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等亚洲国家与印度、中东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旅游等都有莫大的帮助，而且将印度、中国与东南亚、中东等国家紧密联系起来。石油、天燃气、铁路主干道开通之后，可以开设众多支干道，连接各国国内的通道。这也有利于亚洲通道各国的进出口贸易、经济发展。
不仅是印度，未来的世界人口大国，都值得资金供给国进行投资，推动其经济发展，只有人口大国的经济得到开发，世界才有更多更大的需求。
二、明确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主攻方向
历史的经验证明，过度强调市场的开放和规则的统一，谈判耗时很久，很难达成协议，这说明经济全球化在未来较长时间内的主攻方向应该有所调整。建议重点发展和解决各国基础设施问题，重点解决大国之间的贸易逆差顺差问题。
1.重点发展基础设施
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和贸易所以有快速发展就在于基础实施的飞跃。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要想富先修路。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重点也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必须得到充分的发展，才能有效推动全球经济、物流、贸易、投资发展。
基础设施应该重点增加里程、开辟航线和线路，同时提高质量，增加高等级的自动化、人工智能和移动支付、网络运行的铁路、公路、港口等，提高运输速度和效率。同时，要尽快将机场、高铁、港口、公路站点等连网连接起来，降低运输成本。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码头、港口等，也包括电力设施和电网等，现代社会还包括电信、信息系统和互联网系统等。这些基础实施之间有些需要相互直通，走向现代化、智能化。
2.注重相互合作，发挥优势
很多人口大国，资源大国，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如果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开放市场，建立起高效、快速、便利快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和基础设施，就会带来全球化新高潮，推动国际贸易和经济更大的发展和繁荣。
国际资本与俄罗斯的合作，可以发挥俄罗斯资源和能源包括土地、农业优势，发展俄罗斯的化工、工业和粮食、经济作物、森林加工等；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合作，可以发挥人口红利、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低的优势，生产的制造业产品不仅可以出口，而且可以满足当地工业需求，更好地满足生产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生活便利；与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非洲等资源优势国家合作，可以快速改变地方的经济；未来非洲、中东国家人口增加最多，需要多元化发展，国际资本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就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国家来说，技术水平和质量标准高，产品寿命长，具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和专利，知识产权，但缺乏足够的市场和盈利，国际资本或企业在遵守当地法律的情况下，去收购、合作、投资，共同开发，可以带来合作利益，中国、法国合作在英国建设核电站，就是一个很好的多国合作案例，这个空间很大，技术封锁和不开放，几十年后就是落后的，开放的世界会形成新的技术路径，使那些原先先进的技术不先进；而没有市场规模效应的先进技术企业生存将很艰难。
3.转贸易为投资，以主权货币计价、结算和融资，解决贸易逆差
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贸易逆差问题，过大的贸易逆差容易导致逆差国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也会带来全球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不利于全球化的可持续性、均衡发展。对于储备货币国家来说，保持适度的逆差才能扩大本币的国际地位，提升本币的国际化比重。但持久巨大的贸易逆差，可能导致其实体经济竞争力下降，不利于其就业和社会稳定。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就是转贸易（品）为投资（品）。
贸易逆差解决的途径之一是让货币贬值。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出现持续的巨大贸易逆差，传统的方法是让本国汇率贬值，刺激出口，抑制进口，以实现贸易平衡。但是，汇率贬值是否能够刺激出口，有很多约束条件，即本国能够提供市场需要的产品、设备和出口品，而且产能扩张在资源、环境、劳工素质、资金供给等方面具有可持续性。另外两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逆差国存在竞争对手，货币贬值确实有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其次是对储备货币有着巨大的需求。如果这些条件不满足，货币贬值的预期目标就很难实现，甚至带来持续的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资本外逃。其实，逆差国，如果放开投资，经过谈判，可以实现进口替代，把进口转化为直接投资在国内制造，而且可以扩大出口，提高竞争力。
贸易逆差解决的途径之二是让对方货币升值。对于储备货币国家或者不需要扩大储备货币的国家来说，货币贬值的价值和意义不大。面对贸易逆差，往往不是本国货币贬值，而是要求顺差国货币升值，1985年美国签署协议要求日元、德国马克升值，就很典型，美国长期以来要求人民币升值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如果不升值，就增加额外关税，以反补贴反倾销的名义，抑制进口，这就是贸易战。贸易战或者要求汇率升值，往往以强势方获得成功。但结果未必就解决问题，因为储备货币国家如果没有贸易逆差，货币的国际化就无法实现，因此，储备货币国家的贸易逆差，往往是通过服务贸易以及金融账户的顺差来弥补的，而且会必然如此，因为境外持有的储备货币，必须回到货币本国，才能获得利息。
贸易逆差解决的途径之三是顺差国转贸易为投资品，或者逆差国放开出口范围限制。即顺差国将本国的顺差出口产品转化为对逆差国的投资，进行产能合作，在逆差国建立企业、工厂，增加就业，减少进口。如果逆差国不接受，甚至限制顺差国的投资，顺差国则必须将出口转化为对第三方国家的出口或者投资，通过国别结构的调整来解决贸易平衡。当然，顺差的原因很多，如果存在平均关税税率的较大差异，或者在优势能力出口品的关税税率存在巨大差异，谈判可以解决。比如，美国汽车进口关税只有2.5%（但美国进口卡车和皮卡车关税达到25%，部分进口服装40%关税），但欧盟进口美国汽车进口关税10%，中国进口汽车整车关税为15%，显然汽车关税谈判就是解决逆差的一个重要选择。
解决贸易逆差的途径之四就是改变贸易以储备货币计价、结算、融资的方法，适当开放市场。各主权货币在国内都具有货币的功能，为什么出了国界相互就不承认和接受呢？美国之所以存在巨大逆差，也是因为其他国家获得的美元太多。在当今清算手段和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以本币进行计价、结算、融资、投资，而不一定是储备货币，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要敢于使用主权货币，至少特定的额度内开放本币市场，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开设本币账户，享受本币的国民待遇，这样，就可以不必依靠对储备货币国家的出口来创汇，顺差自然减少。
三、改革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和机制
国家的经济状况、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竞争优势不同，仅仅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标准划分贸易规则远远不够[ 马哈蒂尔表示：小型与弱势经济体必须获得保护其产品的机会，我们必须重新审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见《安倍再遭打击 美国之后这个国家也要退出TPP》]。国际社会可以考虑改革和完善世界贸易组织的体制和机制。
1.进行成员国贸易和投资的等级分类
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情况不同，完全采取一种机制无法让全部国家都真正接受，必须实行分类管理。分类根据贸易规模、逆差和顺差、适用税率和体制等情况决定，让各个国家自己选择。可以考虑将发达国家分为I类和II类，I类为储备货币国家，II类而非储备货币货币国家。发展中国家分为III类（新兴经济体国家或贸易大国），IV类（一般发展中国家国家）和V类国家（需要优惠待遇的发展中国家，或贸易规模特别小的国家，进出口规模低于500亿美元，进口或出口低于300亿美元）。每个成员加入哪个类别具有自由选择权和进出自由权，也可以实行投票决定进出的制度。
I类国家保留关税原则实行3%以下的综合关税税率，单个产品的最高关税不超过10%，配额项目和产品不超过关税税目1%；II国家综合税率不超过3%，单个产品最高税率不超过12%，配额项目和产品不超过税目的2%；III类国家关税税率不超过8%，单个税目最高税率不超过15%，配额税目不超过1%；IV类国家关税税率不超过15%，单个税目最高税率不得超过25%，配额税目不超过1%；V类国家关税税率不超过15%，最高税率不超过30%，配额不超过税目10%。
2.完善贸易和投资谈判
一是总体谈判，分类实施。由于贸易的最大分歧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及其他谈判，可以在不一致的基础上，按照贸易国家的分类，达成同类别国家之间的开放规则和协议。只是在关税和市场准入上略有差异，或者辅助以配额、管制等，不强求一致。比如农产品、水产品、文化产品等，达成协议的，在协议国之间实行，其他国家加入必须符合条件，避免WTO无效，这可以称之为WTO机制下的多国贸易投资协定。
二是关税税率、非关税壁垒设置总体一致和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类别确定不同的税率和税率降低期限，使用零关税税率比例趋势目录，确立非关税壁垒的目录和期限；其次设立不同类别的税率和零税目比例。同类别国家，税率和零关税税目的比例大体一致，在最高限的税率下略有浮动。对于关税和非关税以及知识产权等各类问题，同类成员可以谈判，逐项推进，不一定实行一篮子项目。实行最高关税的税目原则上不再实行配额和管制；在零关税领域、非配额领域和非限制产业一般不得设置市场准入限制，允许资本自由进出。
三是是在一些共同的领域实现相同的规则和标准。比如汽车，根据类别，实行同等关税税率，不同类别国家之间可以有在税率约束范围内的3-5个百分点范围内的浮动，不得超过（这可以谈判）。对于双方税率差异大的同一产品，可以相互不开放。就是说，对等原则在同类国家之间进行。同类国家之间，可以实现通关标准的认同，即一方检验、检疫、认证等通过，另一方即通过，前提是双方有合作机制、有共同监管乃至数据共享或联网机制，比如汽车，适用标准上相互认同，相互认证，进出口就可以通关。
3.建立跨类别国家的开放准入和退出机制
I类、II类、III类国家对V类国家贸易实行优惠或最惠国待遇开放，即允许对方设立较高关税，而对进口实行最惠国待遇。
不同类别国家之间，可以在双边谈判基础上，逐渐走向相互通关认同。这种方法可以逐渐扩大领域。投资市场开放，也必须进行国家分类，不同类别待遇不同，对等的原则不同，双边可以相互去认同。
不同类别国家之间在各自类别清单之间自由开放，非清单项目，设立谈判准入和开放机制；不同类别的国家，对适用的贸易规则和对等条件、税率和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要相互评估、检验和认定。
发展中国家之间跨类的市场开放只适合双边之间，发达国家不同类别之间的开放也只适合双边，自愿实行最惠国待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跨类协议，一般采取双边+的形式，即两边之间的协议，自愿对第三方开放，开放具体内容相互谈判。总体要求是在贸易大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或者自愿接受一定规模和幅度的逆差和顺差波动。也可以在不同类别之间进行谈判，进行跨类别开放。其实这就意味着允许在不同类别的国家之间设立新的贸易投资机制。但必须是在WTO制度下，即适用WTO规则的地方，必须适用成员国。超越WTO规则的，其他成员不能享受，必须谈判加入。比如欧盟与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他成员加入必须征得双方同意。亚洲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建立自己独立的贸易和投资谈判制度和规则。区分类别在于解决各国国家自身的难题，使之有一个过渡时间和适应时间。
不同类别的加入可以设定过渡期限。不同类别的国家之间原则上五年左右进行指标要求调整，10年内完成对上一个类别的市场开放或加入。当然，如果没有达到相关指标要求的，可以不申请升级类别。因遭遇经济金融危机或者政局动荡的，可以申请调整、退出贸易国家类别及其关税税率等。
4.设立贸易监督和惩戒机制
WTO应设立重大问题标准认定机制和国际产能协调制度机制。WTO应就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工业补贴、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和环境治理等确立标准区间，设立最高和最低标准，在不同类别国家之间适用，以便利选择。同时，统计监督全球行业产能发展和出口影响情况，对引起贸易摩擦的过剩产能的处置提出规范制度和处置细则，要求某种优势产能国家在不同类别国家之间进行产能或出口配额限制，防止出现产能过剩导致的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
WTO设立监督和强制退出机制。WTO应设立调查、评估机构，对成员国执行WTO规则的真实情况进行评估，接受投诉，对公开、透明、承诺等未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的，在制度上允许采取惩罚性措施和政策，对连续三年评估未达到等级标准的，下退等级，下退等级以后，依然未真实履行的，存在种种非关税壁垒，行政壁垒，行为壁垒的，经过投票，同等级成员超过1/3的，就强制退出同类成员国。这样，可以真正让所有成员都在同一个规则下进行国际贸易。
享受高关税保护的，必须有时间约束，延长时间需要通过成员同意，到期不降低的，则为自动退出。各类别的成员，要制定准入和自动、强制退出门槛条件、标准。
四、积极践行共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理念
1.发展新技术，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在发展传统的基础实施的同时，更要注意发展新型基础设施，这就是互联网、物联网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品二维码、虚拟现实技术，这些基础设施的发展，不仅带来便利，也能带来技术和产品创新，服务创新。随着这些技术的发展，旅客进出海关、货物和服务贸易通关、产品进出口的检验检疫标准、程序以及移动支付等成为影响货物和资金流动时间的重要因素，双边或多边的政府、企业可以相互合作，建立联网系统和数据库，对旅客、货物、服务品的海关通过以及检验、检疫等规则相互认同，建立双边乃至多边的世界电子贸易平台，一方采集的数据，同时传送给对方进行核对、抽检，这将大大拓展贸易范围，提高贸易效率，扩大世界旅游。
2.提供廉价高质量产品、技术和服务
从知识产权、技术垄断高价走向产能合作产品廉价，从高汇率走向适度汇率，提高进口国的进口能力，降低其进口成本。不以过度高价出售知识产权，而是合理定价出售知识产权，其保护期限在正常投资回报期限之外增加5-10年；放开市场准入，制定市场标准，在制度范围内开展充分竞争，营造各国产能竞争优势，意味着不会出现高价格的投资和产品，让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文明普及到全球未来近100亿人。因此，新型全球化将是大多数国家平等开放、能够买得起、消费得起的经济全球化。新型全球化通过五通的建设和发展，国内经济得到发展，贸易和投资能力大大提高。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通过改革开放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目，未来全球人口和资源大国，共同合作，开放、开发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等要素资源和各种服务资源、文化资源等，可以走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3.分享成功经验，彻底改变发展中国家的供给不足问题
中国过去40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近3万亿美元，大大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中国产能走在世界前列。未来跨国企业到东道国投资，在错位发展产业、合理分工和协作基础上，相信一定能促进东道国的工业化发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供给不足，改善居民就业和生活。全球投资能够集中力量，产生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将有利于尽快推动东道国的战略目标实现，有利于合作国家经济发展，就业增加和居民收入提高和生活改善。使全球经济真正进入全球化、一体化时代。
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将改变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式：由少数先进技术制造国向世界输出技术、设备和制造业产品乃至制定标准和规则走向了由市场、人口大国向世界输出技术、设备、制造业产品的时代，甚至要分享技术标准和市场规则的时代。不仅是技术和设备，将来也会在资金、产能和消费品上改变供给不足的问题。中国的产能、制造和性价比、人才的相对优势，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和服务理念结合，与沿线国家的优势结合，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4.不附加政治条件和价值观开放市场和谈判，以促进发展为目标
中国倡导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主要以五通五路和三共一体为核心内容，包容接纳各国自身战略，强调打好各国自身的经济基础，提高市场适应力和竞争力。无论是企业的对外投资，抑或是银行贷款，中国都不会附加政治条件，纯粹是从市场和经济原则出发进行投资和融资。当然，也希望各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公开、透明、平等，一视同仁，享受国民待遇，并切实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企业投资必须履行其社会责任，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和制度、风俗习惯等。
五、发挥好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亚投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作用
经济发展和成长离不开资金，但目前仅仅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乃至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储备货币资本远远不能满足国际社会的发展需求。因为以储备货币出资扩大这些机构资本很困难。2017年世界银行贷款余额182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业务322亿美元，这与亚洲开发银行预计的每年基础实施建设1.5万亿美元[ 马翠莲 《亚洲基础设施需求每年超过1.7万亿美元》，上海金融报，2017.3.7]的需求相去甚远。建议这些机构改变资金出资方式，即以本币资金出资，扩大国际机构资本金，让各国都参与进来。可以首先在亚投行试点，选择亚投行试点是因为其出资的国家更具有代表性。
为什么商业银行在境内都可以实行规模扩大，而组建的国际金融机构规模难以扩大？问题在于其资金使用机制。建议亚投行在以本币出资以后，亚投行、金砖银行的资金，可以用于贸易融资，也可以用于各种流动资金贷款，企业投资、设备购买、企业兼并等。运用本币资金贷款，与成员国商业银行合作，相互开展授信，或者当地商业银行参与贷款，或者组建银团贷款，监管风险也大大减小。当然，这些项目必须明确，要有政府信用担保，或者有本国的商业银行、信用机构参与进行业务担保，政府对项目的风险承担一定的监管责任，政府也可以推荐项目和企业。各国金融市场包括债券市场、银行间市场对国际金融机构开放。
为便利本币出资和结算的便利，应该建立成员国之间的多币种货币清算体系，以与美元清算体系（swift）并存，防范单一美元支付结算体系的风险。甚至在区域内、双边之间都可以建立起跨境支付和结算体系，这一方面可以避免汇兑风险，也可以避免单边主义利用美元交易协调强制买卖的风险。避免和防止与伊朗石油交易被美国制裁的出路之一就是建立新的清算体系。当然，多币种清算体系的建立，需要成员国之间开放债券市场、货币市场乃至证券等市场，以确保资金的流动性安全。在不能保障金融市场充分开放的前提下，可以相互给予略低于本币出资总规模的市场开放额度，允许额度内的资金到本币成员国市场进行各种投资。
陈炳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部副主任，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曾任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