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保证革命事业的顺利推进，在经济建设领域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实践，这些领域包括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根据地工业、完善财政金融体制以及搞活商贸流通经济等，这些探索一方面有效地保障了根据地内的军需和民用，另一方面也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卓有成效的历史经验。
（一）以土地革命为重要抓手大力发展农业经济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传统的农业经济是我国经济的主要形式，封建地主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基础，我国广大的农村分散着大量小农经济，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这种状况在根据地表现得更加明显，为了保留革命的火种，中国共产党将土地革命作为解决生存权的关键一招。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改变土地所有制关系，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巩固根据地的经济基础。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初始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开展分田工作。至20世纪30年代初，各根据地基本上完成了土地革命。1931年，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一路线成为保证土地革命斗争胜利的关键，是苏维埃政权农村政策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1945年解放战争爆发，随着局势向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转变，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五四指示》，土地政策转变为“耕者有其田”，解放区迅速开展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要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改变所有制关系只是发展农村经济的第一步。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这一观点，他认为边界政党应把农业生产建设作为统领经济建设的核心，“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是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物质基础。[1]为了恢复和增强农业生产力，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措施，包括：兴修农田水利、开垦荒田和开展植树运动；重视农业生产技术，从多方面推广、使用农业生产技术。土地部和教育部一方面在瑞金联合开办中央农业学校，专门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在瑞金、兴国等县建立农事试验场，在博生等县设立农产品展览所，推广农业技术。这些措施使中央苏区的农业有所发展，群众生活得到一定改善。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为发展农业生产，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如实行减租减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减轻农民负担、实行农业贷款、奖励开荒、实行农业累进税等，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也得到一定改善。陕甘宁边区许多地方都达到“耕三余一”，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即使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农民收入也有所增加。从1939年春季开始，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并逐步扩散到其他敌后根据地。广大人民响应党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进行了生产竞赛运动，掀起了生产高潮，在1938—1943年的5年中，迁入边区的移民在10万人以上，大大增加了边区的劳动力。五年来边区共扩大了240万多亩耕地，其中有200万亩是靠移民开荒增加的。[2]大生产运动中涌现的三五九旅最为突出，不仅经费物资全部自给，而且可以结余一年，①南泥湾这个不毛之地也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经过努力，根据地的耕地面积和农作物产量都有大幅提高。陕甘宁边区在抗战前耕地面积已缩小至843万余亩，到1945年又增至1521万亩，增长了79.4%。陕甘宁边区的粮食产量1944年达200万担，不仅不再需要吃购进粮，而且有余粮输出。[3]陕甘宁边区植棉面积1939 年为3767亩，1945年快速增加到30万亩，已能满足陕甘宁边区一多半的需求。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以农业为主体，而农业建设的直接劳动者是农民，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以互助合作的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在根据地里组织了劳动合作社，对劳动力和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实行统一调配和使用，并且把合作社发展到其他领域。组织耕田队、劳动互助社，同时组织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在抗日战争时期，结合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经济环境，大力号召农民成立和加入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互助组织。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各县应以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大大地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4]根据地互助合作的形式有很多，如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等。除农业生产合作社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即综合性合作社（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信用合作）、运输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到1945年7月，陕甘宁边区有各种工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253个。1945年，晋察冀边区有合作社7410个，社员1128819人。1945年初步统计，晋绥边区共有大型合作社（综合性合作社）285个，社员63 275人，共有资本6.3亿元。这些合作组织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繁荣，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积极发展工业，逐步建立工业基础
军民给养问题是根据地政权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没有一定的工业生产能力革命便无法成功。1931年11月，《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明确提出“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苏维埃特别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工厂、作坊、手工业、家庭工业等）”，“国家自己应尽量开办关于制造军用品和群众特别必需的产业”。[5]
苏维埃政府从1932年春起就先后创办了中华钨矿公司等公营企业，还开办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瑞金纺织厂、于都通讯材料厂等小型工厂，这些企业主要是军需工业和矿产品开采业，其经营收入对于解决日常军政供给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苏区政府还积极发展民用工业，创办了造纸、印刷、织布、制药、制糖、制盐、煤炭、钨矿、造船、农具、种子、肥料（石灰）等公营工厂。据统计，到1934 年3 月中央苏区的国营工厂发展到32 家，产业工人将近万余人，[6]中央钨砂公司年出口创汇400 多万元。苏区政府把一些失业工人、有一定生产技能的小手工业者组织起来，通过自己筹集资金，积极发展小手工业生产、小作坊生产，包括织布、炼铁、农具、铸锅、造纸、石灰、砖瓦、铁器等几十个品种。
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几乎没有工业基础。抗战前的陕甘宁边区，私营工业几乎没有，民间仅有一些小手工作坊和盐池、炭窑，中共中央到陕北后才办起几个小规模的印刷、被服、军需等工厂，职工总共才几百人。1939年，面对根据地的困难，党中央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各抗日根据地开始重视工业建设。1941年，党中央又提出“由半自给过渡到全自给”的号召，各根据地更加注重发展工业，加大了对工业的投资和贷款。同时，兼顾公营工业和私营工业的利益，稳定发展公营工业，鼓励和保护发展私营工业，使抗日根据地工业建设蓬勃发展。
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延安先后建立了难民纺织厂、造纸厂、被服厂、农具厂、制革厂、制鞋厂、石油厂及八路军制药厂，这些工厂后来大都起到了指导和骨干作用。1943年，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指导下，边区公营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公营工厂总计达82家，这一年重工业与化学工业取得显著成绩。机器制造业为印刷、造纸、皮革、玻璃、肥皂及部分纺织业等制造和改进了工厂装备，石油生产增加三倍。边区第一铁厂和基本化学工业的创立、玻璃与陶瓷业的初步成就，为边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自给的初步基础。轻工业也取得新的发展，布产量增长近50%，造纸增长14%。在公营工业发展的同时，私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也得到较快发展，这是边区自给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7]
为提高公营工业企业的经营效益，边区政府提出对工厂要在实行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建立厂长负责制，实行统一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工业企业要实行经济核算，工业管理机构要企业化，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精简机构，建立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工业企业要贯彻公私兼顾的原则，不断改革工资制度、克服平均主义，等等。[4]371-394
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解放区民主政府对所辖区域内原来属于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切工厂、银行、铁路、矿山、商店及其他企业(包括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接收的日伪和德、意法西斯在中国的企业)，进行有准备有步骤的没收工作。到1949年底，人民政府共没收国民党掌控的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企业2858家。据统计，1949年全国国营工业固定资产占全部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80.7%。在全国大型工业的总产值中，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工业所占的比重为41.3%；在全国生产资料生产（包括手工业）中，工业约占48%；国营工业占全国全部发电设备容量的62.3%、全国电力产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82%、钢产量的97%、机器及机器零件生产的48%、水泥产量的68%、棉纱产量的49%。[8]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准备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三）逐步构建财政金融体系
财政金融是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和管理控制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和国家政权阶级本质的集中体现。在中央苏区、其他根据地及随后的抗日根据地中，中国共产党都十分重视财政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根据地军民生产保障、社会治理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工具。
1931年1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部，省、县和区相应设财政部；红军中央军委设总经理部，军和军团设经理部，师设军需处，地方和军队都建立了完整的财政职能机构。接着相继颁布暂行税则、暂行财政条例和统一财政训令，在有关统一赋税征管和财政收支，建立预算、决算和会计、簿计、审计制度等方面，都做了明确规定。在税制方面，宣布废除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的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制，确定了商业税、农业税和工业税三个基本税种。1932年2月，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7月，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正式开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流通，各种杂币逐渐退出流通市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得到统一；8月，通过的《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规定中央财政部国产管理局的职责是“掌管关于国有山林，矿山，店铺，房屋，工厂，企业之经营，管理出租和各种租金之征收等事项”；10月，为了统一财政收支管理，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国库暂行条例》。
中央财政部是苏区财政金融、公有资产的领导和管理机构。财政部长邓子恢领导财政部和国家银行，从建立国库制度和统一的预决算制度入手，采用统一的记账制度和会计制度，统一税收、统一收支、统一审计，逐步规范了苏区的财政管理和金融秩序。
抗战时期根据地财政税收政策的重要着力点是动员人民出粮出钱，保证抗日军队及党政工作人员的供给需要。1943年6月之前，财粮负担是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它包括：根据地政府征收的救国公粮、公草、田赋、资产米、农业统一累进税、村款粮、屠宰税、契税、公盐代金；农民自动的捐献、捐助，政府的突击借粮和发行公债。1943年6月，发布《陕甘宁边区土地登记条例（草案）》；1943年9月11日，颁布《陕甘宁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及《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施行细则》，与原来的税制相比，此次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增征土地财产税、改变了计税标准、调整了累进税率。农业统一累进税率采取分计合累的方式，就是把收益税与土地财产税分别算出税本之后，合并累进征收。在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后，有力促进了农业、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发展，激发了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自给运动的开展，同时也增加了财政收入。
根据地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政策的支持，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根据地制定了灵活有效的金融政策，取得了对国统区金融斗争的胜利，支持了根据地工业、农业和商业的正常运行。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先后发行了光华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及商业流通券三种具有货币性质的券钞，逐渐建立起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
平衡贸易、稳定金融、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边区银行最基本的任务。应该说，陕甘宁边区银行围绕扶持边区生产、巩固边币和保障边区财政供应，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9]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和陕甘宁边区一样，在财政金融体系构建方面效果明显。根据地的银行都有一个从财政出纳机关转变为边区政府的银行、金融管理机构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使边区政府能够摆脱国民政府的金融控制，建立了独立自主、以边币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能够采取多种措施推动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不仅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也为以后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金融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基础。
（四）发挥商贸流通活动的重要作用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和抗日根据地的贸易体制包括对内的工商业贸易和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特指当时根据地与国统区、日占区之间的贸易活动。商贸流通活动有力保障了根据地的军需民用，中国共产党通过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商业活动体系和对外贸易体系。
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由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一些根据地一度出现商品流通阻塞、工业品短缺、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的趋势。为解决“剪刀差”问题，苏维埃政府实行保护商人合法营业的政策，各根据地政权建立伊始即对原有的农村集市进行改造、整顿，使之恢复正常贸易。1932年，临时中央苏区政府颁令允许私人资本投资经营工商业；设立关税处，实行统一的累进营业税政策；建立公营商店和公卖处，稳定市场物价，发展对外贸易。1933年，中央苏区设立国民经济部，下辖对外贸易总局，专门管理苏区的赤白贸易，并支持商业合作社的发展。这些贸易活动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促进了苏区工农业生产，提高了税收，从而保证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正常运转。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解决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措施有：第一，制订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总方针和“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贸易政策，与敌伪政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巩固了根据地的经济基础。第二，积极扶助与依靠中小商人，繁荣市场，稳定物价。第三，使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共同发展，但国家资本占主导地位。[10]第四，发展公私合营商店，这是繁荣经济的另一个重要途径。第五，在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的同时，与边区内外商人、运销户建立经济统一战线，反击敌人和顽固派的封锁。
抗战胜利后，为了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争取全国解放，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解放区，除某些事业②必须由政府专营外，其余事业在首先发展国营经济的前提下，积极鼓励私人经营，并在价格、税收政策方面适当地照顾私营厂商的利益。对于经营有困难的私人企业，政府还多方扶助。
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商业贸易措施，极大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政权，也为新中国现代化流通体系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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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料来源：何维忠《南泥湾屯垦记》，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26页。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秉承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发展理念，从成立之初，就将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起来，在中国进行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权与新中国的发展权有效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
（一）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开展土地革命，推翻封建制度，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建立了包含社会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农村根据地经济的建立，采取由点及面、步步推进的工作方法，赢得了土地革命在全国的实现。这种新型经济一诞生，就立即显示出无比强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解放了农民，解放了生产力，而且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这一时期的工业实践也为新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创造了一定条件，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
（二）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赢得了人民的信赖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在一个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小农经济占绝大比重，且被敌人长期包围和分割的农村根据地内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根据地经济建设离不开群众的广泛参与，因此打破经济封锁、改善根据地群众的生活现状，就成为革命政权的重要任务之一。随后，动员群众参加经济建设，依靠人民力量解决发展资本金不足和民生等问题就成为可能。由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根据地财政收入逐年增加，人民负担逐步减轻。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成就，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赢得了人民的信赖。1932—1934年间，中央苏区为了发展需要，连续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一期经济建设公债，共计480万元，当地军民认购踊跃，超额完成任务。后来为了减轻苏区政府的偿债压力，通过退还公债运动，大部分公债都无偿贡献了政府。这是苏区军民为支持革命事业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广大人民拥护和信赖的生动写照。
（三）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培养了一批财经人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建设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党的经济管理人才和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通过调查研究，积极探索经济建设的规律，提出并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为根据地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的领导干部，其中从众多杰出管理者中走出了大批治国安邦的领导人才，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在经济建设领域担任重要职务。
（四）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基础，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财政金融、商业贸易流通体系的基本规范
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桎梏，建立全民所有的国有经济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也奠定了中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基础，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经济体制调动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使广大人民能够投身到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举国体制的优势日益凸显。独立自主货币金融体系的建立、支出型财政向建设型财政的过渡、重视商业贸易的重要作用及保持流通渠道的通畅等等，这一系列发展道路的探索和逐步成熟对于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功不可没，是我们进一步建立经济强国的底气和基石。
（五）为中国道路的形成孕育了早期基因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探索中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这一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拓宽了思路、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其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为当代经济建设奠定了根本原则；“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节制资本”等经济思想，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养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