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月度研判会在北京召开，主题为“双碳目标与经济增长”。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曹远征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曹远征指出，双碳是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革命，但不要把它变成冲击性的，它应是静悄悄的革命。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是由于绿色转型在经济发展和双碳之间只有一条很窄的路径，搞不好能源价格真的会涨上去，而经济增长真的会掉下去。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现场发言，整理主要观点如下：

曹远征指出，国际经验表明，一旦进入工业化后，尤其是重化工业化后，一国的能源使用总量和单位GDP能耗都会提高，体现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弹性的提高。由于电力是工业使用的主要能源，电力生产和消费弹性提高更快。只有进入后工业化，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能源生产和消费弹性才开始稳定并趋于下降。正是这个原因，发达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后陆续实现了碳达峰。

中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尤其是电力符合这一规律。

曹远征表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重工业再次超过轻工业，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大大提高。“十五”后期达到最高值，2004年为1：1.6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单位的GDP增长，需要1.6倍的能源才能支持。“十一五”期间，当时的国民经济结构，仍以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为主，并具有自我强化的倾向，当时的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维持高位难以下降。

转折发生在“十二五”期间。曹远征指出，2013年服务业首次超过工业，成为第一大产业。随着国民经济结构这一重大变化，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开始下降，到“十三五”期间基本维持在1左右。由此，煤炭成为过剩产业，需要去产能，2015年煤价也下落到350元每吨，构成了整顿小煤窑、加强安全生产等政策出台的背景，结果是煤炭企业数目减少，煤炭产能下降。

“随着中国经济的重化工业化阶段进入中后期，服务业日益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十三五’规划有条件引入了能耗双控指标，中国有条件考虑碳排放问题”，曹远征指出。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从2009年哥本哈根的“世界气候大会”到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短短6年间，中国可以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转向可以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并承诺2030年碳达峰。

“从减排政策上看，与2015年相比，目前唯一的变化是提出了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碳中和目标对碳达峰虽然有约束，但从中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看并不能构成根本性限制”，曹远征表示。

曹远征指出，从长期看，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趋势依然指向服务业，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仍然会回到1以内。因此，随着2035年GDP翻一番，能源和电力也将翻一番，增长部分可以由清洁能源来满足。预计2028年有望实现碳达峰，碳排放总额为110-115亿吨，即在目前93-95亿吨基础上增加20亿吨后，然后开启碳中和进程。

“当前能源尤其电力的短缺是短期异常因素造成的，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也有需求方面的扰动”，曹远征表示。

从供给方面看，将减排当成了减煤，“运动式”减碳，使煤炭供给快速减少，引起煤价的急剧上升。动力煤价由今年5月的每吨600多元涨到将近2000元，短短三个月几乎翻了三番，超出常态。

从需求方面看，中国尤其南方省份，因疫情缘故，出口强劲增长，今年1-9月，中国出口增长22.7%，中国出口全球市场占有率上升到14.6%，较2019年提高了一个多百分点，并且多是传统的工业制成品。

曹远征指出，出口的快速增长，使过去已退出市场的产能重新开工，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再次上升，回到1以上。由此产生了“能耗双控”超标的风险，促使地方政府“拉闸限电”。

曹远征表示，要警惕短期能源和电力供应紧张对长期政策的扰动。从需求来看，预计明年中国出口的增速会回到个位数，大致在5%左右，对能源和电力的需求随之疲软。因此，对当前能源短缺的困难状况不宜估计过高，反而要防范因价格暴涨刺激煤炭供给过剩，造成明春煤价的再次大幅下跌，防止煤炭生产和价格的大起大落应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议程。

国际经验表明，全球能源发展方向可以概括为——能源利用电气化、电力利用清洁化。中国能源发展的趋向与国际经验一致，双碳目标的提出也是基于这一共识。

曹远征指出，控制碳排放的着力点主要是电力企业，电力企业减碳的着力点是发展清洁电力，中国由此成为风光电增长最快的国家。发展清洁电力增长的同时，两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更加凸显：一是电力的不可储存性；二是调峰的必要性。

“在储能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化石能源尤其是燃煤机组，尽管将来不担任发电主力，但调峰的需要，也会使得燃煤机组在电力结构中扮演独特且重要的角色，能起到稳定电网的引领作用，并将长期存在”，曹远征表示。

曹远征指出，沈阳电网自动跳闸的事件，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受制于煤电不能瞬时启动和瞬时停机的物理特性，电网要为其保持一定的容量。一般而言，60万千瓦机组通常需要保留30%的容量，百万千瓦以上的超临界机组需要更大的容量。这意味着至少30%的火电发电，应始终在电网的负荷之中。如果清洁能源装机量越大，调峰的需求就越大，电网中火电负荷的维持就越重要，否则电网就会因防止崩溃而自动跳闸。

如此一来，倒逼电力价格体制改革变得很重要。曹远征列出三方面的改革举措。

一是形成煤电顺价机制。煤炭是竞争性供给，电力由国家定价，电力价格并不全而反映发电的成本。煤价涨了，电价不涨，使得发电企业没有积极性，于是自动减少发电，不仅会退出主力能源，还会影响电网稳定的调峰能力。建立市场化的顺价机制是克服这一弊端的重要改革措施，目前电价已可以上浮20%，但是电力市场化机制还应完善，实现煤涨电涨、煤跌电跌，应把定价权充分还给市场。

二是煤电峰谷差补偿机制。为调峰存在的煤电，即使有30%的容量，如果电价过低也不足以覆盖成本。因此需要有一个较高的容量电价，以维持煤机的运行。换言之，应该补贴煤机，而不是补贴风光电。维持煤机的发电能力既有利于调峰，也有备于不时之需。随着清洁电力的增长，这一维持电网稳定的能力建设日显重要，减碳不等于减煤不仅应成为共识，而且应成为行动。

三是顺势放开电力市场。发电端和用电端都应通过市场进行电力交易，才能真正市场化，碳的价格才能显现。电力市场既是个能源市场也是碳市场，碳的排放价附在电力价格上，就像自来水一样，污水是附在净水价格上。换言之，只有能源需求才有碳排放，而碳价格作用是影响能源需求来减碳的。

“减碳的压力不仅仅是在电力的供给方，而且也要放在电力的需求方。这里要特别指出需求方对减碳的重要意义，用价格机制使全社会通过节能而减排，这会平滑经济增长与能源使用间的矛盾，以此使得经济增长、能源使用与碳减排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平稳发展”，曹远征指出。

曹远征，中国，男，经济学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是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任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网》专栏作家、专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美国南加州大学客座教授，上海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等，著名经济学家论坛“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