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正司长级），湖南大学会计学院兼职教授刘尚希就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思维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在逻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经济数字化、金融化叠加，使经济运行原有的实体状态转向虚拟状态。运用原有的货币和债务定义、运行特征和影响机制来解释、理解当前的经济社会问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应结合宏观环境的变化，重新思考财政、金融乃至宏观经济的问题，尤其是预期和风险的问题。
一、从风险视角重新认识货币“数量”与“状态”的变化
按照传统的定义，货币只是价值尺度或交易媒介。其实货币本身也属于一种资产，具有与任何商品交换的权利。虽然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货币体现为负债，但实质上是不需要偿还的“债务”，且也不符合会计准则对债务认定的标准。站在国家信用的角度来观察，与其说是央行的负债，倒不如说是国家的一种特殊“资产”。随着宏观经济转向金融化，货币的功能结构及持有者对货币的认识正在变化，货币的资产属性逐渐突显。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货币只有“数量”概念，却没有“状态”概念，这仅是一种基于确定性的无条件同质化假设。从数量的角度，货币超发会引发物价上涨；若从货币状态的角度来理解，货币超发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取决于具体的宏观条件。
货币存量在不同宏观条件下可比拟为水、蒸汽和冰。一般状态下，货币如同水，具有正常的流动性；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货币状态如同水变成蒸汽，货币流通加快，即使没有增发货币，也会导致既定的货币存量膨胀，出现通常所说的通胀。但是在经济过冷的情况下，货币可能变成冰的状态，流动性就会凭空消失，需要增发货币，扩大货币存量才能维持经济运行。
在历史事件中，如2008年上半年经济过热，要防止物价上涨；但在下半年，情况急转直下，流动性急剧收缩，四万亿的财政刺激方案在此背景下相应出台。当时央行是否大幅收回了流动性？其实货币存量没有减少，出现流动性紧张的原因是货币状态发生了变化。传统理论总是假定宏观环境是相对确定的，或者公共风险水平是给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观察货币运动，可以只考虑货币数量，而不需要考虑货币状态，但这只是一种特殊情形，其结论不具有普遍意义。
另一方面，货币超发导致资产价格上涨的问题只是一种表象。资产价格上涨主要受资产结构调整的影响，货币作为一种短期无风险资产，可以和其他资产进行替换，使资产结构与风险结构相匹配。持有一定的货币资产，属于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出于资产配置的需要，资产结构的调整会使货币存量发生变化，而不会导致通胀。
从资产角度来认识货币，货币是资产谱系中的一部分，相当于可见光只是电磁波谱系中具有特定频率的部分。相对于有风险、有收益的资产，货币是无风险、无收益的特殊资产，与其他的资产可以互换调整。换句话说，所有的资产都具有货币属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从货币存量统计口径来看，口径越宽，其涵盖的资产谱系就会越宽，如国库券就可以纳入到M3或M4之中。从金融化的视角来观察，交换的内涵从原始的“物与物交换”，再到“货币与商品交换”转换到“权利与权利交换”，“物”“商品”的背后是使用价值，而“权利”的背后是收益权，收益权是未来资源的可支配权。基于“收益权”的资产交换占比随着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而越来越大。这也是财富金融化、经济金融化的基本推动力。在公共风险水平不断上升的环境中，财富的增值需求即财富风险管理的需求不断扩大，由此推动金融交易不断扩大，财富存量不断演化为金融资产，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财富存量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在这个过程中，财产的法律关系由此改变，推动所有权的结构化和社会化。
二、宏观环境中的公共风险水平改变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债务问题与利率直接相关，当债务利息负担降到很低水平，甚至接近于零，债务本身等同于资产，或者说是有期限和无期限的资产。在企业资产负债表里，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企业的一部分资产是由债务转化而来的。若利率为零，债务相当于零收益资产；若利率为负，债务相当于正收益资产。面对这种新的情形，传统的资产负债表公式、内涵及其确认准则，都需要相应修正调整。传统理论认为，过高债务存量会引发金融风险、债务风险，但这往往是在忽略了利率的影响或基于利率在任何条件下都大于零的假设情况下，进行逻辑推断得出的结论。
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宏观环境下，风险是资产定价尤其是金融产品定价的主要依据。负利率现象可从风险定价的逻辑中得到解释。如购买负利率的政府债券，这更多是基于公共风险的考虑。基于此，资产与负债、货币与通胀等关系，在公共风险水平高企的条件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如同物理学中电磁环境下的电荷变化。为避免误判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需要新的视角，并以此来观察当前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应重新审视国外的宏观政策。
三、宏观政策应从更高维度提升其国家竞争力
当前发达国家实行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实际上可理解为在宏观环境极度不确定条件下实行的“新政”。此轮新政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如同当年罗斯福新政打破了市场自动平衡、政府不能出现赤字、财政不能扩张等古典经济学教条，当前的主流经济学认知，同样被实践所颠覆了。全球经济已经发生了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这与经济金融化和数字化、经济虚拟化趋势内生的不确定性存在直接联系。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新政”，是从更高的维度上提升其国家竞争力，既具有短期应急特点，也蕴含着战略考量。很多人认为，靠增发货币来对冲风险是一个权宜之计，或非常态的政策。但从战略上观察，超出常规的宏观政策将会提升发达国家的竞争力。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条件、有资格来实施这样的新政。美元等世界货币大量增发，全球的美元货币存量在迅速增加，意味着什么？仅仅是货币存量增加？或是全球资产价格会剧烈波动？我们认为，更深层次的含义是美元存量增加意味着美元市场的扩大，也即美国市场的扩大，这将进一步扩大美国在全球的话语权。
人们常说中国有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这主要是由人口众多产生的潜在优势。从对外的角度，规模优势还取决于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存量规模。单纯从金融立场理解，我国扩大对外贸易，是为了获取美元等国际货币，形成外汇储备和国际支付能力，但这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不是获取外汇，而是追求人民币国际化，以获得支配国际资源的金融力量。在主权货币缺失国际地位的条件下，中国对全球资源的购买力和支配力是用美元等外汇储备来衡量的。在全球范围，美元的货币存量越大，意味着美国直接可控的市场规模越大。从此意义出发，美元增发实质上是从战略上做大美国的市场，为美国经济复苏创造空间。美国发行货币、国债可理解为发行“美国股票”。外国人持有美元，可以相互转让、购买美国货物、投资美国资产或美元资产。在新的条件下，美元存量的放大是通过政府赤字货币化来实现的。这可收一箭双雕之功效，运用财政手段来解决结构性问题，也运用金融手段扩大了美国发展的战略空间。
市场份额是一种稀缺资源，在经济金融化的条件下，可以通过发行主权货币扩大市场份额，提升国家对全球资源的支配权。基于此，国内各界对美国当前宏观政策的认知和评估都需要调整，尤其应更加全面地看待相关政策的影响。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中解释宏观政策，可能会造成严重误判，最终错失战略机遇。
四、宏观政策的逻辑应转向公共风险权衡
在金融化、数字化的趋势下，国民经济不断突破物理世界的规则，变得越来越虚拟化。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传统行业，逐渐沉淀为发展的基础，而未来发展的潜力聚集在虚拟化的新经济领域当中。如同工业社会以农业为基础，数字社会将以实体性的工业为基础。进入数字革命时代，工业、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依旧很重要，但不再是增长的主导者和新潜力。未来价值链的高端主要不是实体性的制造，而是虚拟性的智能设计、智能检测、智能营销和服务，人、机、物互联形成的虚拟空间将成为价值高地和增长潜力。
当前强调财政政策的可持续，其中包含了对财政风险的预期。在传统观念中，赤字、债务扩大了，可能会引发风险扩散的预期，所以要考虑控制赤字、债务。财政政策可持续的提法本身就是在引导市场预期，以避免李嘉图等价定理产生的效应。在新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下，市场对宏观政策的风险预期在迅速转变，传统理论应该与时俱进。
人类社会的财富创造，经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到当前的数字革命，再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面对新经济的新逻辑，关于货币、债务、通胀和杠杆率的风险判断，需要转换思路。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已经开始转变，从传统需求管理逻辑中的社会总供求平衡，转向了公共风险的权衡。这实际上是从“逆周期”向“逆风险”的逻辑转换。逆风险的本质是权衡风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现实任务是“以风险对冲风险”。假设通货膨胀的风险很微小，货币政策的对冲力度就应脱离传统框架的束缚。从全局出发，我们应当改变观察视角、扩展视界，基于新经济的新逻辑去研究新阶段的宏观经济走势及宏观政策。
刘尚希，现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正司长级），湖南大学会计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