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李稻葵就面对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更大的增长压力，中国经济将如何应对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提醒大家要对短期波动做好准备，投资看长远，等待经济转型成功。

全景·卓识：您提出“三个世界”的观点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李稻葵：我的观点就是现在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分成三部分：穷国、富国与中国。这个观点我讲了有十几年了，在课堂上一直讲这个观点，我是觉得确实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观点。

因为无论是从经济总体规模，还是从增长动力而言，或者从各个经济体的表现规律而言，这三个世界是相对不同，但是又是相互关联的。各有各的规律，各有各的周期，但是它们是相互关联的，那么发达国家我称之为富国。发达国家就是美国加欧洲，他们是有自己的周期，比如这次在疫情爆发之后，他们同样的最开始受到冲击，但现在他们的疫苗接种率都是比较高的，都是50%以上，高的国家能到75%，比如像英国。他们的经济周期正在恢复，包括美国经济，目前是上行的，所以他们的货币政策要收缩。

那么穷国就是新兴市场，这些国家疫苗的接种率普遍都是在30%以下，巴西55%，是一个例外。俄罗斯32%，印度、南非都是20%以下，17%左右，阿富汗0.5%。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恢复是滞后的，而且最令人担心的是，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到后年，他们可能会有债务危机。为什么？因为到了后年，美国和欧洲的货币政策会收缩，他们的经济恢复了，他们要加息了。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在疫情期间，他们享受了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红利，利率比较低，是资本市场缺少高回报的债券，他们发了很多的国债，到了两年以后，发达国家政策一收缩，这些国家的债务就会凸显出来。

中国是完全另外一个逻辑。这次抗击疫情在全球范围来看，从保护生命，以生命为上，生命至上的角度来看，我们是最成功的，没有任何争议。从死亡人数到死亡比例到疫情的个例总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里面，我们都是最好的，没有任何的争议。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周期。此时此刻我们的经济出现了下行的压力，所以此时此刻我个人认为会出台一些稳增长的政策。明年后年要看什么？就看我们新的增长动力能不能跟上？我们新的一些基建项目，新的区域发展的项目，比如大湾区的发展项目，能不能够落地？能不能够转换成增长的动力？

所以我们周期完全不一样，这三个世界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反复强调，三个世界是新的三个世界，穷国、富国和中国各有各的逻辑，但是必须共同合作，解决共同问题。

全景·卓识：在当今的世界经济局势下，您认为有什么是最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地方？包括其中的风险点。

李稻葵：三件事情最值得关注，从近到远咱们一个个梳理。最近的就是债务的问题，因为在疫情期间全球的债务水平是上升的。与债务自己的基数相比，上升了12%。那么它的上升的总量是多少？12%的债务的上升相当于全球GDP的48%左右，非常高。

所以后年2023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为什么说明年问题不大？明年还是很多国家恢复性增长，到了后年就会有债务问题了。因为后年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收缩，这第一个问题比较近的债务问题，我称之为可能会出现债务衰退。

第二个是供应链的问题。疫情期间，很多发达国家认为产业链，包括供应链和生产链应该搬回到自己的国家，不能像现在这么样子依赖其他国家。那么2023年之后，这些国家很可能会强迫自己的大公司把一些生产搬回来，一搬回来，那么对新兴市场国家肯定是有负面影响的，而且对发达国家自身也有负面影响，因为通货膨胀，生产成本提高了，所以我称之为产业链的衰退。

2023年以后再往前看，2024年、2025年会出现另一个问题，我称之为碳衰退。碳就是低碳的碳。为什么说碳衰退？因为发达国家他们关心的重点转到了减碳，它急于求成，就是急于要减碳。但是低碳或者零碳的生产技术还不成熟，成本非常高，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基本上零碳的生产技术比化石能源的生产成本高一倍，是它两倍，所以三四年之内很难降下来。

于是乎出现这么一个前景，三四年之后发达国家就急于用新能源，用零碳的能源，老的能源它不用了，那一下子就增加了全球企业的生产成本，一上来就引发通货膨胀，工业品生产价格会上去。

其次，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会感受到税收的压力，这个市场就会做小了。任何一个市场你加了税之后，这个市场就萎缩了，所以传统能源的市场会萎缩，这个一萎缩生产量就会下降，也会带来一个衰退。

所以依次是债务衰退，产业链衰退和碳衰退。但是我只是一个预警之人，我希望这些都不发生。我希望我们的政策、全球的政策能够提前应对，如果应对得当的话都不发生。我希望我的预测是错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担忧恐怕还是值得我们今天警惕的。

全景·卓识：中国未来三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经济未来会怎么样走？您有哪些预期和展望？

李稻葵：对于中国经济我的基本看法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需要花1到2年甚至于稍微更长一点的时间，我们需要有一个调整期或者换挡期，像发动机换挡一样，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产业，它的增长的动力明显的下降了，包括房地产，

那么传统行业它的增长下降，它最令人担忧的是什么？它会带来一系列的调整的成本，比如说债务。比如像某些房地产公司，它基于转型，它的扩张过快，它知道它不行了，它知道它要转型，它是扩张过快，转型不当，引发了债务的问题。传统产业增长动力在下降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很多负面冲击，尤其是债务的冲击。这个是最需要我们警惕的。

同时新的产业，比如说低碳的产业，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新基建，还有新的区域开发，这些都需要时间去培育，不可能一下到位。所以未来这两三年属于这么一个比较微妙的换挡期。

所以这个期间的政策我预计会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稳定，稳定这些传统行业它的动力下降所带来的债务重组的压力；另一方面是要培育新的增长点，包括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新能源产业、新的高科技产业，所以未来这两三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将会是比较微妙的。但是我是想呼吁大家，一定要坚持看长远，坚持做长远的投资。看四五年以后，看我们转型成功。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我的判断是经过这几年调整之后，还应该能够回来，还能够上升，我们只是阶段性的下降。我认为经过两三年调整，我们应该能回到5%以上的增长，到5.5%应该还是可以的，这几年可能比较稍微慢一点，这几年可能是5.1%、5.2%这样比较低的一个增长。

李稻葵，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北京市人大代表，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十二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