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近日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第三季度宏观形势分析会上做了发言，以下为全文：

大家上午好！还是三点声明，今天所讲的内容都是我个人观点，与任何单位无关，如果媒体要报道，一定要让我看一下。

大家都知道，习总书记最近一再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有5大内容，我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都讲，我只讲与今天会议主题相关的两个，一个是创新，一个是共享。

第一部分我想讲一个观点：没有创新就没有增长。大家都知道，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要素，从劳动力要素看，我们有“人口红利”，但是这里面，关于“人口红利”一定要区分“潜在的人口红利”和“现实的人口红利”。大家想想，改革开放以前同样的年轻的人口结构不仅没有成为“红利”，反而成了“包袱”，反而成了“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只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才变成了“红利”，这一点需要注意。

其次，从资本要素看，我们有“资本红利”，一个是过去讲的高储蓄率，中国人勤俭持家；再一个是吸引了大量外资。再有，从技术要素看，我们过去靠的是“技术红利”：一方面引进了大量国外的先进技术，另外也山寨了不少。所以，这是支撑我们过去高速增长的几个主要因素。

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这些要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从劳动力要素看，“人口红利”消失了，关于人口“红利消失”，原因之一是计划生育政策调整过晚，早在1998年，我在一个有关经济安全的报告中就提出：日本是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尚且出现了老龄化，而中国是严格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所以，我们的老龄化会比日本更加严重。2008年在国家发改委一次讨论就业问题的座谈会上我说道：即使现在马上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明天能把孩子生出来，要想成为劳动力还得18年以后呢！但是很遗憾，政策调整一直没有做。我也知道苏剑老师等很多专家也都在呼吁这个事儿。这么多年为什么迟迟没有变？重大的国策发生了重大失误，我们是不是需要反思一下，到底是由于统计局的数据失真，还是由于计生委的部门利益，到底是什么原因？总之，现在是“人口红利”消失了，而且逐渐地老龄化。

其次，“资本红利”也开始消失，一方面储蓄率在下降，阿里巴巴前两年做过一个问卷调查，现在56%的年轻人是零存款。再有吸引外资也越来越困难了。

最后也“技术红利”消失了，山寨技术遇到了知识产权保护，引进技术遇到了中美高科技冷战，本来是一个贸易战，结果打成了高科技冷战。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未来中国，没有创新就没有增长。

也有人说经济增长不重要了，因为“人口红利”消失了，就业压力减小了，增长速度慢一点就慢一点。我想说，增长速度仍然很重要，只不过过去我们“保增长”是为了“保就业”，今后重心可能发生了变化，今后重要的是要“保养老”，要“防风险”，为什么？过去在高速增长时期掩盖下来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包括养老风险，随着增长速度的放缓都会暴露出来。所以，今后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主要是为了“防风险”，否则的话，分子——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分母——GDP跟不上的话，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创新问题上，新发展理念把创新排在了首位；“十四五”规划无论是中央的建议，还是国务院的纲要，都是在总论之后紧接着就是创新。所以，创新非常重要。但是创新的主体是谁？主体还是要靠民营企业。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创新投入中，民营企业已经占到了50%；产出（专利）方面，民营企业已经占到了80%。所以，实现创新型增长首先需要依靠民营企业。

其次是教育体制要改革，教育体制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一方面知识的半衰期在缩短，而另外一方面人的寿命又在延长。所以，必须鼓励在职学习，而不是对在职学习设立各种限制。最后，就是要发挥教育的蓄水池作用，因为教育往往跟景气周期存在着一种逆相位的关系，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往往是大家都回到学校来学习的时候。所以，当前应该鼓励发展职业教育，尤其是要鼓励民间资本转型，从教培转向职业教育，培育创新性的人力资本。

再其次，科研体制也要改革，科研也有类似的蓄水池的作用。美国“大萧条”的时候，实验室的数量，研究人员的数量和研发投入都是增长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发挥科研创新的作用，要排除各种干扰，要改革科研体制，要提高专家学者的社会地位。再有就是数字时代，不仅要求硬件要兼容，软件要兼容，而且要求制度兼容、体制兼容，比如远程医疗，如果在美国你要上手术台有很多详细规定，假如我们中国没有这些规定就上机器操作的话，谁敢让你做手术？最后，要想技术创新首先需要制度创新；要想制度创新首先需要理论创新；要想理论创新首先需要思想解放；要想思想解放得首先需要信息流通。为什么？我前不久在广东参加一次研讨会，很有意思，一进到宾馆的卫生间里，镜子上非常先进，有很多APP，各种功能，但回到房间一打开电视，仅有的国外电视台，三个是俄罗斯的，一个是古巴的，连近在咫尺的香港电视台都没几个，这样怎么搞创新？习总书记前两年讲，“我们要在人工智能方面当领头雁”，我完全赞成，我觉得非常好，问题是如何要想当领头雁是不是要首先知道别的雁子在哪儿？在干什么？所谓“创新”，是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连别人在做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怎么进行创新？今年4月博鳌论坛上，习总书记讲：开放创新，讲开放是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融通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人为“筑墙”、“脱钩”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损人不利己。我认为讲的非常到位。

顺便说一下，在创新方面我们要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当年打贸易战的时候，通过放弃纤维产业不仅换回了所谓冲绳岛的“回归”，而且倒逼自己的产业结构升级，倒逼出一个汽车产业，一个电子信息产业。到了80年代以后，尤其是本世纪以来，日本的汽车产业还属于领先地位，但是电子信息产业开始衰落，被韩国和我们的台湾省赶超。为什么？日本人自己反思有三个误区：一个是误读创新，熊彼特讲的创新是技术和市场的新的连接，新的组合，可日本人把它翻译成了“技术革新”，以为创新就是技术革新，所以在日本，“唯技术论”、“技术至上”这种观点非常盛行。再一个误区就是误用优势。本来日本的电子信息产业优势在制造环节，他想往研发环节走，但干不过美国，因为美国是多元文化，结果原来的制造环节的优势又被我们的台湾省和韩国赶超。第三个误区是误判时代。工业时代强调的是纵向一体化，而数字时代强调的是横向的水平分工。日本人认为他们的汽车业之所以现在还能处于领先地位，因为汽车业还处于工业时代（大家注意，特斯拉的意义就在于把汽车业也带入了数字时代）。日本电子信息产业为什么衰落？就是因为电子信息产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数字时代。

第二部分，没有增长就没有共享。关于增长，刚才贾康院长已经讲了“类滞胀”的问题，记得1995年我在给吴敬琏老师当助手的时候，当时朱镕基还是副总理，给吴老师一个批示，请吴老师研究一下滞胀问题，根据当时的研究，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旦陷入滞胀泥潭，宏观调控将无从下手，你想放松银根，物价已经很高了，不能放松；你想收紧银根，经济增长已经往下掉了，也不能收紧。如果陷入滞胀就会非常痛苦。厉以宁老师几年前曾说过：如果增长速度掉到6%以下，通货膨胀在3%以上，就应该叫做“中国式滞胀”。近年来我一直在提醒要警惕“边际滞胀”，一方面增长速度在逐步放缓，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在逐步上升。

看一下现实情况。增长速度现在已经破5了，4.9%，三驾马车都处于疲软的态势。出口好像还可以，但是这个出口需求是转移过来的，一旦国外疫情得到控制，需求就会转移回去。投资在放缓，外商投资受制于营商环境，受制于国际环境，所以，对外商投资不能寄予太大希望。政府投资受制于政府债务过多。国企投资受制于杠杆率过高。所以，民营企业投资已经是“最后一个稻草”了，如果再把民营企业投资打掉的话，那么中国经济恐怕是要崩盘的。

关于“滞胀”风险，刚才贾康院长详细讲过了，我就不多说了，增长已经在放缓，这已非常明显。关于物价现在是什么情况？PPI上去了，上游的价格上去了；下游CPI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如果CPI也上去了，那就是滞胀；第二种可能是实际上上去了，但是统计上不显示，被猪肉价格拉下来了。第三种可能是，如果上游价格上去了，下游价格上不去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一大批企业就会被憋死。

关于企业风险的处置，记得在2016年新供给论坛上我曾经提过一个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生死死本来是市场的风险，国有化以后就变成了政府的风险。那么出了风险以后政府救还是不救？如果是国有企业出了风险，政府必须救，因为你是第一责任人，你是股东，你是救助的第一顺位，你就必须救。而这个时候又往往是政府最缺钱的时候，所以，政府就会处于两难的境地。但如果是民营企业，政府就可以有回旋余地，可以救也可以不救，政府拥有了主动权。而且非救不可的时候，你看美国，救的时候是股价最低的时候，进去抄了底，等市场恢复了，企业经营恢复了以后，政府再退出来，不仅不受损失，而且还会赚一笔。需要强调的是：政府的职责不是保企业，而是保员工，保下岗职工。

关于宏观政策，时间关系不能展开讲，财政政策现在需要积极，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监管政策看得很清楚，已经在收紧。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只能放松，如果货币政策再收紧的话就会出现同步震荡，中国经济就有可能出大的问题。但是这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刚才贾康院长讲到70年代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出现滞胀，但80年代是怎么走出来的？我们的研究发现，是通过紧货币，减财税，松管制，私有化，促创新，法治化，是这么走出滞胀的。但如果我们逆向而行，会是什么结果？

第三部分，如何实现共享。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国的收入差距为什么会拉大？我认为有多种因素必须综合考虑，它不是一个因素导致的。首先是市场化因素，又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化本身，从计划经济的绝对平均主义，引入市场机制以后会拉大收入差距，这是不可避免的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有很强的计划经济因素，半计划可以寻租，半市场可以变现，腐败收入不可能得到遏止。

其次是泡沫经济因素，房价上涨时，手里有房的人和手里没房的人贫富差距会迅速拉大。

再有是全球化的因素，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全球化指数和基尼系数都是同方向上升。最后数字化因素，它对于不同技能阶层人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高端技能阶层来说，就业机会增加，收入会增长的；但是对于中等技能阶层来讲，就业机会是减少的，收入也是减少的；而对于低端技能阶层来讲，就业机会是增加的，但收入是减少的。所以，也会造成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还有就是决策机制因素，如果没有民意的表达机制，没有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任何一个方案，包括改革方案都有可能被带入歧途。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上届政府提出“包容性增长”，这届政府提出“共享”，“十四五”规划也提出了很多政策。

最后谈一下如何通过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关于三次分配的方式，一次分配主要是解决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应该是企业主导，工会制衡；二次分配主要是解决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应当政府主导，民主监督，大家去看一下各国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税改都是和民主化进程密切相关；三次分配主要是解决公民与公民的关系，应当是民间主导，政府减税，应该大力发展NGO和慈善基金会。

三次分配的原则也不一样：一次分配强调效率原则，鼓励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二次分配是公平原则，一方面要为老弱病残和创新失败者提供安全网，同时也要为企业家换取安全感，鼓励长期主义；三次分配强调自愿原则，鼓励富裕阶层自愿捐助给贫困阶层，而不是强制。所以，要正确理解“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更不是“杀富济贫”，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把有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变成“共同贫穷”；而是通过三次分配把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扩大中产阶级。

回顾过去，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时，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习总书记2018年多次讲：“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新的一轮思想解放的话，我们就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的话，我们就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实现中高速、迈上中高端，早日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我就讲到这里，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魏加宁，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巡视员、研究员、清华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常务理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