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理事长曾培炎）、中国政策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暨中国企业改革50人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发表了关于学习借鉴华为经验 创建全球领先企业的讲话。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创造了奇迹。这其中，华为的发展可以说是奇迹中的奇迹。它用30多年的时间，从零起步，走到了全球通讯设备技术的最前沿，成为全球通信设备技术发展和设备制造行业的领先者。

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的？以下5条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不仅对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对民营企业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华为实行员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是一种集体所有制形式。华为有17万人，目前有8万人持有股份。每年获评的优秀员工，奖励企业的认购权，真金白银购买的股票，离开公司的时候可以变现。任正非则在不断地剥离自己的股份，现在持股比例不到1%。但是他个人就是一个黄金股，保持公司经营管理上的控制权。

这样一种所有制形式，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是一种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的合作制形式。这种合作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积极的扬弃，是一种集体所有制的形式。上世纪50年代我们搞合作化，实际上就是资本的合作，大家共同劳动。现在放大了资本的数额，但是本质上仍然属于股份合作制的所有制形式。现在看来，这样一种所有制形式，能够调动资本和劳动的积极性，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劳动和资本的潜力。

第二，华为实行劳资3：1的分配比例，体现了按劳分配为主和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华为在价值分配上，按劳分配占比75%，按资分配只占25%。这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价值分配向第一线从事研发、到国外营销、劳动贡献比较大的人倾斜。同时，也照顾资本所得。这两方面的结合，既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又调动了资本的活力。这样的分配原则，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可能实现。

我们知道，美国分配劳资比例正好跟华为相反，70%左右由资本所得，30%左右是劳动所得。战后几十年，美国蓝领收入几乎没有多少增长。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一个统计：2018年美国新增收入的90%由1%的人获取，剩下99%的人只获取了10%的收入。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甚至还有所下降。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分配上体现按劳分配为主，这也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分配方式。

第三，把提高研发强度作为企业发展之本。很长时间内，华为把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不低于15%作为一个原则。每年年终总结工作的时候，如果没有达到15%的比例，就要找原因、找问题。

为什么华为能够保证15%的高比例科研投入？关键是股权结构。由于是员工持股，特别是管理层持股、技术骨干持股，他们更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这样的股权结构和分配方式，形成了一个能够在研发上舍得投入、注重投入的机制。

最近两年，华为研发投入超过了100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中科院一年研发投入，财政拨款500多亿元，横向协作的资金200亿元，一共不过700多亿元，这是举全国之力。一个公司在一个很窄的专业面上，能够投入上千亿元，也解释了为什么它能够迅速在这个行业做到世界第一。

第四，华为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发展全球化的公司。上世纪9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我国通信行业实行两头在外，即零部件采购、销售市场在国外，设计和装备是在国内。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运营商最初都不认可华为，它只能先占领国外市场，建立信誉之后再转向国内市场。

最初，华为80%的市场都在国外。随着发展需要，它开始在研发机构和人力资源布局上加大在国外的比例。现在华为在国外设立了20多家研发公司。哪个国家在哪个方面有人才，华为就在这个国家设立相应的研发机构，利用当地人才，提供服务。比如，华为把数据研究设立在俄罗斯，把互联网研究设立在美国，把材料研究设在瑞典，把工艺研究设在德国。任正非说，俄罗斯一位名叫安德列的30多岁的数学家，在数学逻辑上把2G、3G、4G整个基站全部打通，用一个基站可以代替三个基站，就这一个技术让华为成为世界第一。

最近中央提出人才战略。华为不是把人请到国内来，而是在国外设立研究机构，利用全球人才提供服务。

第五，政府要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政府要爱护企业家、保护企业家。为什么华为出在深圳？这是由它的特殊环境决定的。一些地方政府苦于本地没有创新型的企业、没有有竞争力的企业。或许应当反思一下：“我为培养企业家，培育有竞争力的企业做了哪些工作？”

华为在它的成长过程中，一度很困难，是政府出资办的贷款担保公司贷给它三四十亿元，使其走出困境。还有一段时间，华为被竞争对手诬陷，称其资不抵债，并给华为的客户发信，说华为马上要倒闭，导致很多订单被退回。这个时候是政府出面请国家审计署派出专家团队，经过一周审计后，证明华为没有资不抵债的情况，运营得很好，也没有偷税漏税的行为，谣言不攻自破。有谣言称任正非手握五六个国家的护照，随时都有可能逃跑。此时，深圳市市长亲自协调，表示任正非是好的企业家，不会逃跑。

正是因为深圳市政府为华为做了这么多事情，才有今天这样一个在世界通信设备制造行业领先的公司。美国竭尽全力，举全国之力来打压华为。这是给华为做的最好广告，是中国人的骄傲，是中国企业界的骄傲。

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应当从华为这个成功样本中得到借鉴。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吸纳民营资金入股，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建立规范的股份制。同时，在规范的股份制和现代产权制度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就可以避免企业被内部人控制，避免出现弊端。发展混合所有制，就可以改变我们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

另外，国务院国资委相关文件中还提出，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可以持股，持股比例不高于总股本的10%。国有企业的股本比较大，管理骨干持股、技术骨干持股，可以改变企业的经营决策机制；国有企业也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研发投入，有助于打造具有超强创新能力的国有企业。

通过努力，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培育一批像华为这样具有超强国际竞争力的全球化公司，多几个这样的公司，在各个行业作为领军企业，占领在世界技术进步的最前沿，我们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就可能实现由技术跟随转变为技术引领。

郑新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理事长曾培炎）、中国政策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