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所以大家很关注宏观政策。但是，与短期宏观政策相比，我们更需要关注结构性潜能”，刘世锦表示。
刘世锦提出“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所谓1，就是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龙头，这个领域为中国经济未来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70%-80%。所谓3，是指实体经济需要补上的三大短板，分别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所谓2，就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的结构性强能，就是概括为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围绕中国绿色发展，刘世锦作了重点解读。
刘世锦表示，我们面临的一次全面的绿色转型，对中国而言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当前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已经超过7吨，和欧盟大体相当，这还是未实现碳达峰的水平。未来，到2035年我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要从当前的1万美元提高到三到四万美元。基于这样的经济增长规模，未来我国人均碳排放的增长量很少。既要实现经济的中速增长，又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是发达经济体未曾经历过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未曾有过。
但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也是有有利条件的，刘世锦列举了中国的五点优势。
1.绿色发展方式转型会造成资本搁置或减值，相比发达经济体，中国从人均GDP1万美元的水平开始转型，转型成本要更低。
2.当前中国仍然能保持5%-6%的中速增长，中国的市场规模会进一步扩张，这样大的市场规模有助于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因为市场大了才能推动形成商业模式。
3.中国的绿色技术在有些领域里已经处在并跑，部分甚至处在领跑的状态，未来有可能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4.中国数字技术是有优势的，能和绿色发展形成相互支撑。
5.中国各级政府的组织协调和执行能力比较强，可提供多方面的政策支持，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
在刘世锦看来，中国要实现双碳这样一个长期任务，需要重点做好以下三件事。
第一件事，要做好长期规划，形成降碳、减污、增绿、增长相互协同的机制。
刘世锦表示，中国的减碳不能单打一，要基于现阶段国情，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以服务业为主，且基本不存在环境污染的问题，生态环境比较好。但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降碳的同时，要面对污染治理、保护生态等问题，还要让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这几个方面不可偏废。
针对前段时间出现的拉闸限电问题，刘世锦还指出，不能搞运动式减碳。实现双碳目标，要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要遵循中央所强调的“先立后破”。大家通常在说破旧立新，但绿色转型是要“先立后破”，只有在绿色技术支撑下形成了新的供给能力，在确保供给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能源的平稳转换。
第二件事，要推动技术创新。
刘世锦表示，要实现双碳目标，从根本上讲要实现绿色技术驱动，需要大规模、系统性换技术。这个绿色技术，要符合三个特点，一是需要提高技术含量和生产率，二是要实现少排放直至零排放，三是有优于传统产业的更低成本。
“要实现这三条，确实难度挺大的，但是通过努力是可能实现的。十多年前，很少有人能相信光伏发电能与传统燃煤发电竞争，特别是成本上的竞争。但是过去十年时间里，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了80%-90%，现在不仅在成本上可与传统燃煤竞争，而且业内专家估计今年几年光伏发电成本还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个目标是可能实现的，这就是创新的潜能”，刘世锦指出。
刘世锦还补充表示，过去讲绿色环保发展，更多是做减法，因为绿色环保会影响经济增长。但是现在发展绿色技术创新，主要在做加法和乘法。随着低碳或零碳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有研究者认为可能带来百万亿级别的巨量投资。如果我们不推进绿色转型，是没有这样的投资发展空间。
第三件事，要推进制度创新。
刘世锦表示，实现双碳目标，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现在推动减排，主要采取由上而下、层层分解目标的行政性手段。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行政手段似乎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是指标分配，未必公平合理，还存在激励不足、搭便车、实施成本较高、平衡性较差等问题。未来还是要创造一个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微观基础。
推动制度创新，要做的事情很多。
刘世锦特别强调了一件基础性工作，就是建立碳账户、生态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通过这套账户，来做好碳核算和生态核算。因为无论是行政性办法，还是市场办法，前提都是要把账算清楚，需要一套科学的算账方法。通过为各级政府、各个企业和个人建立好账户之后，能相应确定各自减排责任，这样各扫门前雪，整个世界就会很清洁。
刘世锦还强调了地方创新的重要性。在绿色转型这个问题上，我们依然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这是一条从没有过的绿色发展之河，很多事情还搞不清楚，需要试错。应该给各国地区、企业甚至个人有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鼓励他们去探索实现的战略和策略，形成可供推广的经验和做法。
“各个地方，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在这方面完全可以先行先试，在绿色发展中再次发挥带头作用”，刘世锦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