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数字服务业和服务全球化
近日，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院长江小涓受邀参加在京举办的以“创新引领·数据驱动——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为主题的首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并做了以“数字服务业和服务全球化”为题目做主旨演讲，就数字时代服务业全球分工的特点、数字时代技术和产业的开源与开放、数字时代的数据治理等问题发表观点。
很高兴能参加数据价值与服务论坛，也很高兴北京市在持续推进两区建设的基础上，树起了全球数字标杆城市的大旗，北京在数字经济领域非常具有优势。今天论坛，我选了“数字服务业和服务全球化”这样一个角度和大家交流，这个方向与我们的会议主题有较好的结合和匹配。
今天力争在15分钟之内回答三个问题，一是从贸易和分工的角度描述数字时代服务业特点的变化，二是从技术和产业的角度分析数字时代的开源和开放，三是从平衡和方向的角度展望数字时代的数据治理。
在我做学生的时代，服务业被定义为不可贸易的行为。因为服务就是一个劳务形态，无论是教育、医疗、音乐还是家政，服务提供和服务接受双方必须同时同地。上课老师学生必须同时在场，看病医生病人必须同时在场。所以那时候的服务业是当地化的经济，是不可贸易的。
有了卫星电视和互联网之后，服务业可以远程提供，例如现在的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维也纳的音乐会在北京可以听，但是服务业仍然没有达到像制造业那样可以全球分工，制造业一个产品可以放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加工不同的部分，最后把它合成一个产品，但是服务业在此时之前没有进行这样一种分工形态。此时是可贸易但不可分工。
数字时代来临，服务业不仅可以有国际贸易，而且是可以进行国际分工。我们将服务业大概分了几种类型，生产者服务、消费者服务、研发设计服务、公共服务等都在全球化，都可以远程交易且全球分工。先看一下近10年数字服务贸易的确是高速成长，对比整个国际贸易和整个服务贸易是一条非常平缓的线，数字贸易所占的比重还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上升。从全球看，用数字交付式的服务贸易比重已占全球服务贸易的52%，中国数字贸易的比重也接近50%。所以在各种贸易形态中间，数字化交付的贸易是增长最快的一部分。
数字服务从不可分工变成可分工是什么含义呢？早在60年代之前，音乐肯定是不可贸易的，都是当地听，1962年卫星电视出现以后，可以由远端的音乐会传输到另一个国家去听，本世纪的互联网使得远程的音乐传递更加普遍。但是音乐不能像制造业那样，把每一个部分分开到不同的地点去制造（演奏），让最适合的人来制造（演奏），而有了5G之后，异地共同演奏一首音乐或者共同举办音乐会成为可能。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音乐家们组织了一台音乐会，选了6个最优秀、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乐手，同步来演奏一场音乐会。这首曲子在任何一个地点收听，有两个特点，一是传输的总距离超过了两万公里，二是每一位乐手传输的距离是不一样的。但此时我们在这里听这首曲子，没有任何违和感，音乐对时间一致性要求很高，这种分布在全球各地分工制作的音乐会，在5G技术之前是无法想像的。
还有生产型服务的全球分工，也借助网络空间和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猪八戒是地处重庆的生产者服务平台，他把各种各样全生命周期的生产者服务，两千多万户都放到平台上，如要办一个新企业、要办一个LOGO，用户把需求确定好后在平台上发布，平台可以智能匹配国内国际的服务供应商。研发全球分工也越来越流行，这是30个国家、415个工程师同时在平台上设计的一款新车，没有出一张实体设计图，也没有出一个零部件实体模型，所有过程都在数字平台上完成。设计全球分工不光是速度优势，还能在每个领域集成全球最优秀的设计师共同完成，这是单个设计团队不能匹敌的。
全球研发设计在国内也有做得很好的，橙色云是一家山东烟台企业，把全球各地的研发者约25万多工程师，聚到一个类似众包的研发设计平台上，开发设计多种产品。比如设计一个新的智慧档案系统，项目接来之后分成四个部分，每个部分有一个自己的项目经理，然后在平台上找最适合做这一部分的国内外的技术人员，国内国外的人员都在同一个平台上同步讨论、同步迭代、同步匹配。一个项目做完团队就解散，这样养人不养团队。
这次全球抗疫合作中，数字平台也展现出很强的力量。我们大规模疫情结束较早，有四、五万名医护从武汉前线回到各地，但是全球疫情接续爆发，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的能力还是很有限的，所以阿里巴巴公益基金和阿里医生共同搭建一个平台，接入7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医院和医生，既给他们开大课，也可以一对一咨询，帮助诊断和给出治疗建议，同时提供11种语言的自动翻译，这是全球疫情期间数字平台提供全球公共服务的一个例子。
一旦服务业具有了可远程贸易和可全球分工的特点，有时比制造业分工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制造业无论规模经济有多么明显，产品总是要一个一个的生产出来。服务业是可以复制的，网络空间的服务真正可以做到消费者只选最好、生产者赢者通吃。如此产业组织和竞争格局，如果不能汇集全球最优秀的资源，链接到极为广泛的用户，集聚起巨量的数据，长期生存和发展会很困难。要理解，互联网空间的服务，近在身边和远在天涯是无感的，一定要在创业和发展中有全球化的理念。
开源原本针对软件，开源是开放的，任何人可使用、可修改、可传播。在5G时代，万物互联，汇集了巨量的数据，有巨大算力，而且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都需要持续迭代的数据来训练。因此，开源开始跨越领域，向更多领域延展。现在开源已经是大数据技术的主流，基础设施类现在以开源为主，大平台现在是开源的主力，传统产业像微软这种软件私有化的鼻祖也开始拥抱开源体系。
大家可以看一下，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软件都是开源的。就在10天前，7月23日的时候，DeepMind做了一个非常震撼的举动，几年前Deepmind开源了史上最全强化学习框架OpenSpiel时就引起震动。十天前，DeepMind宣布，使用Al phaFold2模型，将人类的98.5%的蛋白质全部预测了一遍，并且做成了数据集免费开源，供全球科研圈的人使用，超越了全世界科技界多年努力得到数据的数倍。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现在，开源技术早已跨越软件，在产业连接、传统制造领域、新型制造领域、绿色领域、医疗领域、分布式制造即3D领域都广泛使用。3D打印一定要开源，不开源没有办法在不同场景下应用，所以开源变成连接软件硬件、连接数字世界的主流技术发展模式。所以开源已经不仅仅是软件了，它连接了硬件和整个产业链、产业生态。产业互联网必须开源，不然怎么能够形成一个生态呢。开源正在构建技术世界的基础设施，成为数字技术开源应用的主流模式。
为什么开源会成为主流呢？因为它能够汇聚众智、连接产业，快速迭代和持续演进，所以我们说，开源与万物互联时代相匹配、与海量数据时代相匹配、与巨大的算力相匹配、与技术持续快速迭代相匹配。开源甚至是数字时代智能时代的价值观和文明观。
中国是开源生态重要的贡献者和使用者，无论贡献和使用我们都排在第二位。但是几大开源平台、几大开源基金会都是源自于国外，国内自身的开源体系刚刚起步，去年由10家平台共同发起成立了开放原子基金，特别期待北京的企业、北京的科技界能在开源基金开源平台上多做出一些贡献，北京有这个实力。
我们讲数据治理是三层含义：第一，要用数据进行治理，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整个秩序；第二，要对数据进行治理，因为数据的拥有方可能对数据有不当的使用，损害公众利益；第三，数字社会中的数据治理，此时的理念和工业时代数据理念都是不一样的，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价值观。
用数据治理可以不多讲了，疫情防控中的一体化政务平台，扫码可以在全国通用。我们现在到任何一个地方参观城市大脑，指挥台、PC端系统、手持系统都是标配。中国用数据进行治理这个层面发展很快，也非常有成效。
对数据的治理，国内外讨论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个人隐私保护，二是算法伦理，三是信息全面真实，四是社会价值，五是国家安全。这几个方面都多有讨论，我仅就算法伦理举一个例子，现在有很多算法确实会挑战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理念是不允许因种族、民族、性别、职级等因素，对公民有歧视，但在不少算法中例如有些助贷算法中，由于风险控制是主要目的，就会有歧视因素存在，政府外在监管比较困难。这是美国一个助贷公司，就是做个人信用的，它自己声明它的算法中间，不会把种族、性别等因素算进去，不会挑战社会价值。
我特别强调一下，个人跟大平台对抗是很难实现的。这方面，最好在政府监管之下，明确平台要进行合规建设，明确提出数字时代大平台合规建设要包含科技伦理规范方面的合规体系建设，这可能是更有效的办法。
再深入到数字时代的数据治理这层意思中，就是把数字时代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并列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来看待，就涉及数字时代的价值观、判断标准甚至文明观问题了，总的要求还应该是既要平衡更要发展。个人隐私保护、数据要素市场、数字产业发展、国家信息安全几个方面相互制约，社会各方面要共同讨论和行动，寻求技术与公民、技术与社会、技术与发展、技术与安全之间的平衡状态，确保技术发展符合人类共同认知，确保技术应用不对当下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干扰，确保不要有较高比例的人群跟不上这个时代，感到被忽视甚至被抛弃。
与此同时，人类共同认知、人类价值观和判断标准也需要与时俱进。要立足数字时代探讨新问题，通过理性思考和价值判断，努力引导群体共情的演进方向，例如数字时代数据的基础性作用及其确权交易和使用的社会价值等，都需要以更开放更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和理解，促进技术更有效地成为造福人类的积极力量。
江小涓，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全国人大常委、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任和财贸所党委书记、所长，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和国务院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