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货币所特聘研究员、世界经济专业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生导师翟东升就在中美的长期竞争中如何赢得胜利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翟东升。我们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它其实在我看来，我们是必然会胜利。这里面关键原因在于美国自身它其实在衰落，这种相对衰落是由它自身内部的问题导致的，其实也就是一个帝国的生命周期现象。

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我们这个专业，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其实就是给国家、给帝国来看病的，所谓“大医医国”，美国得了什么病？美国在我看来其实就是盎格鲁撒克逊王朝的帝国生命周期末端的老年病。

重要表现为三种疾病：一个是精神分裂；一个是脑瘤；第三个是肝癌。

首先我们说说美帝国得的精神分裂，多重人格。

第一种分裂是左右分裂，也就是说民主党、共和党。左翼是民主党，右翼是共和党。原本这两党的意识形态略有区别，它是正态分布，两个党各自塑造了一个正态分布，这两个正态分布中间是有巨大的共识的。

但是现在，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小众政治时代取代大众政治，信息传播模式出现了变化，社会开始出现极化，原先的共识瓦解了。与此同时两党不光是分歧越来越大，而且这个分歧在种族上都有它相应的投影。共和党那边越来越纯粹的是白人，而民主党那边在种族上不成比例的是有色人种。

不光是左右分裂，还出现了上下的分裂，也就是建制派精英和底层民粹的分裂。这是由于美国40年来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精英占据越来越大比例的社会财富，底层民众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小，中产阶级规模在萎缩，现在中产阶级规模已经到了47%左右。所以这样一个贫富分化的背景之下，就会出现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民众会认为这些精英利用自己的能力优势、政治优势、资本优势、信息优势，想尽办法欺负他们，他们就会倾向于认为精英都不是好东西，资本家都应该吊死在路灯上。

于是就出现了四重人格，我们从极左到极右可以排出四个所谓的美国，极左主要的一个美国是什么？

比如说桑德斯、沃伦，还有美国民主党的四朵金花，他们这些人所代表的，主张搞现代货币理论、主张搞大财政、主张给老百姓发钱、主张搞全民基本收入这样一些倾向的一个民主党的民粹派。

然后民主党的建制派，以希拉里、拜登为代表。但是注意了拜登政府原本是民主党的建制派，可是他上台执政之后，他的政策实际上在努力地讨好民主党的民粹派。

那么在中轴的右侧一点是传统的共和党精英，比如说赵小兰的老公米奇·麦康奈尔这样一些人物，还有包括切尼、布什等等。

但是他们正在失去共和党的基本盘，共和党基本盘越来越被共和党的极右的民粹派势力所掌握，最典型的就是特朗普势力。

所以它们四个是四种人格，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美国，代表美国的某种精神状态。所以前段时间有朋友跟我说了一个段子，说精神科医生问美国：你的精神分裂症现在有没有改善？美国这么回答说：我们现在都已经好了。

第二个疾病就是脑瘤，这个其实我们讨论的比较多了，就是华尔街的金融资本。

大家要注意了，1970年代之前，华尔街在种族上它是多元的，但是70年代之后，华尔街被一个特殊的族群所主导。从此之后，华尔街在美国内政外交中的行为模式就出现了非常特别的变化。我统计过，华尔街出身的人，尤其是高盛他们公司出产的精英，在美国政界他产生的影响非常巨大。最夸张的时候，美国政府中间最最重要的30个岗位，华尔街出身的人居然占到了60%。

在内政上华尔街所偏好的主要是让金融压倒实业。在外交上华尔街金融机构它更多偏向于美国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这样一种镇压、征服和敌对关系。华尔街金融资本经常会制造泡沫，我们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所制造的巨大的资产泡沫，给美国尤其是联邦政府的债务增加了巨大的压力。

美国的这样一个脑瘤，它导致了脉冲式的伤害、导致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和巨大的财政的负担。

还有第三种症状，那就是它的肝癌。

对于美国这个国家所得的肝癌这样一个慢性病，其实大家此前讨论的不多，但是我认为真正最致命的可能恰恰是这个问题。肝癌它会导致一个有机体的力量萎缩，体能不支，这个是啥呢？在我看来就是美国的医疗、医保和医药这“三医”构成的医疗系统， 三医系统它们才是真正导致美帝国体能不支的罪魁祸首。

它们挤占了大量的财政空间，通过统计我们会发现，美国是全球在医疗、医保、医药问题上支出最大的经济体，不光是财政和公共部门支出很大，而且私人部门支出也非常大。花了这么多钱在医药、医疗和医保上，美国人均寿命它有没有长一些？恰恰相反，美国是OECD国家中间人均寿命明显偏低的国家，也就是说你花了很多钱，可是你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也没能活得长一些。

这并不奇怪，医疗、医保、医药这三医系统给美国政客们的捐赠是所有部门中间捐赠最多的，政治捐赠是最多的，也就是他们购买权力来绑架国家政策也是最厉害的。

到目前为止这么多年了，美国也没能建立起一个覆盖全面的基本有效的全民医保体制，这在发达国家中间是非常怪异的。

我分析了一下二战之后美国联邦财政开支中各项的比例，我们会看到以前许多人说美帝国穷兵黩武。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指控是不对的，美帝国不是一个称职的帝国，它在军费开支上的比例其实是一路下降的。假如美帝国的相对衰落，是因为穷兵黩武导致的体能不支，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它只要从中东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它稍微收缩一下它就能恢复，但实际上它再也不能恢复了，为什么？其实大家看到是美国的医疗、医保、医药。医疗保障支出它像恶性病毒、肿瘤一样不断地扩张，挤占了整个生命体越来越大的能量比例。

当然我们说别人家的问题容易，说自己家的问题难。中国有没有问题？中国也有很多问题，有的问题也看起来很难看，但是在我个人看来，中国的问题主要都是成长中的疾病，是一个青春期的疾病，这些问题都会比较容易控制，比较容易解决，甚至有的问题其实是伪问题。

中美之间的竞争其实是一个茁壮成长的青年、不断壮大的青年，相对一个衰老的老年的竞争。所以时间在我们这边，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再说一说我们在中美的长期竞争中，如何赢得这场竞争，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

我想第一个首先是要我们调整好心态。

要调整心态，恰恰要做到所谓的“前倨而后恭”。我的想法是2035年之前，总体上来讲，美国及其盟友仍然处于相对上风，至少给大众的感觉是这样一种错觉，它们处于相对上风的时候，我们要鼓起勇气，要坚定信心，敢于竞争，敢于出招。

到了2035之后，我猜想美国很可能会经历一系列惨烈的去杠杆过程。所以他们的权势、他们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的阵营都会出现严重的倒退。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恰恰需要谦虚、谨慎，需要适可而止。甚至需要再次喊出，太平洋足够宽广，足够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样一种口号，展示出我们的胸襟和气局。

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类似的战略决策的教训，那就是明帝国早期明成祖他对蒙元势力的这样一种远征，进行斩尽杀绝式的征剿，在战术上太成功了，但它恰恰导致了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之间势力均衡的破坏，为瓦剌部落的崛起扫除了障碍，从而为之后长期的明帝国战略困境和它的最终覆亡埋下了伏笔。这样的惨痛战略教训需要认真汲取。

我想2035到2050年之间，如果美帝国的势力出现彻底的崩盘，甚至美国国内政治出现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中俄关系可能也会出现不利于我们的翻转。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一种有利于我的世界政治格局；是一种操之在我的大国均衡和共生状态。而不是一切人与一切人为敌的丛林状态；也不是用我们的意识形态去改造别人；更不是把某个特定对手斩尽杀绝之后的复仇的酣畅淋漓。

翟东升，博士，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货币所特聘研究员、世界经济专业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