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有“生成”的，也有“构成”的。多数一些历史老城是“生成”的，虽然交通不太方便、预防城市灾害能力不足，但社区特色非常鲜明，产生了强大的民众归属感；“构成”的城市，防灾能力强，但布局过分理性，往往面临景观单调、“千城一面”的难题。

如果我们设计建设一个城市，片面地依赖“构成”，否定了“生成”，那么城市与历史文脉、新技术、应用场景及未来的不确定性都难以相容。以智慧城市为例，如果我们混淆了城市建设的手段与目标，淡化了城市治理和民众需求，仅从虚构的顶层设计入手建构这样的智慧城市注定是失败的，将成为“白智慧、空智慧、假智慧”。

所以，每一个智慧城市都应是“生成”与“构成”的有机结合。

新冠肺炎疫情对智慧城市是一场“大考”，也是一次压力测试，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城市大脑都得了“痴呆症”，我们看到了部分构成设施的失败，如城市领导驾驶舱、大数据分析效果不佳。同时，那些“生成”的设施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比如诞生于基层的网格化管理得到了极大提升和改良，不见面办事和“健康码”等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由此可见，兼具主体能动性、主体异质性、主体主动性的第三代系统论，是今后互联网应用和智慧城市设计的主要方法论。尤其在智慧城市公共品的构成方面，应该聚焦“四梁八柱”，“四梁”是指四个核心公共品：网格管理、政府网站、城市安全、公共资源。

网格管理信息化，能把城市系统化复杂为简单、化动态为相对静态，感知、运算、执行和反馈构成的一个个闭环，这些闭环越多越精密，城市的管理就越精细。这共生于原来的社区管理，它能匹配民众需求，而且适应技术迭代。

此外，城市安全在网络时代尤其重要，网络四通八达，也会造成许多漏洞；网络一旦瘫痪，所有的城市的“智慧”设施就都瘫痪了。

在政府网站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网上办、掌上办，建立起信用体系，把政府办事效率提高，不见面就可以把大多数事情办成。

在公共资源的管理上，我们要减碳，通过数字技术使城市每一公斤的碳排放都做到可检测、可公示、可回溯检查，如果能够做到“三可”，城市各环节产生的碳都是可以计量的、可以交易的。对各种不可再生的公共资源，也要做到数字化治理，对所有城市部件和事件都做到定位、传感、精细化管理。

有了“四梁”还有“八柱”——智慧水务、智慧社保、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能源、智慧环保、智慧医疗、智慧园林绿化等。这样构成的智慧城市才是有针对性的、可运用的。

可以看到，任何运转良好的城市的智慧系统，都是“生成”与“构成”两方面的有机结合。越具公共品属性的信息系统，政府主动“构成”设计占的比重就越大。“构成”的设计必须将政府内部流程再造，进行数字化，让政府内部做到灵敏、高效，对人民群众的需求有敏感的应对性。同时不能排斥“生成”，应该拥抱千姿百态的“生成”双创。

“生成”与“构成”结合，有三大生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