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申端锋就农村的衰败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方向，村落始终无法摆脱被消灭的命运，这在欧美“羊吃人”的运动中已经得到了验证。正如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在其著作《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所说：“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当下中国的现代化正处在加速推进的进程中，各种现代性要素下乡，农民纷纷进城经商务工，村落共同体解体，我国广大农村面临着转型和解体之痛。

　　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冲击下，村落社会出现了全面衰败。农村里的青壮年精英走出村庄，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流向城市，村庄里留下的基本上是老人、儿童以及妇女，农村留守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及人身安全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隐患。

　　村落的衰败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方式上，外出打工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形成了以大宗粮食作物为主的种植模式，有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则形成了以经济作物为主的种植模式，而这两种种植模式都是面向市场的，传统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种植模式趋于瓦解。

　　在这种新型的、面向市场的农业种植模式中，传统的农业生产节奏被打破，依附于农业生产节奏之上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为现代农业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大型农业机械的推广，以及农业生产节奏的加快等。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主体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以青壮年男劳力为主到现在的以老人和妇女为主，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历和经验，也不愿意再像父辈那样在土地上谋生活，我国农业甚至被称之为“老人农业”，以致一些学者惊呼“谁来养活中国”。

　　现代化对村落社会的最大冲击则表现在村落社会整合方面，村庄内部的人际关联“过疏化”，公共文化生活陷入凋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村落社会的人际关系日趋理性化和淡薄，昔日的熟人社会正在逐步变成陌生人社会，往日的串门、互帮互助已经变得非常罕见，人们之间的日常联系变得异常疏松，温情脉脉的情感共同体趋于解体，村民在村落社会已经很难获得往日的感情慰藉和物质帮助。

　　村落社会整合“过疏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私人生活的兴起和公共生活的衰落。核心家庭成为家庭结构的主导类型，成为生产经营和公私生活的基本单位，像传统的庙会、民俗节庆等活动形式难以为继，而现代的公共文化生活又没有建立起来，导致农民只能在家里看电视，村落日常生活高度私人化，公共文化生活无法维系。

　　村落社会衰败的另一个表现是核心价值观的缺失。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下，传统的价值观念解体，新的价值观念一时无法健全，乡村社会出现了伦理性危机。

　　在家庭生活领域，家庭伦理瓦解，突出表现为代际伦理的失衡，孝道衰落，家庭养老模式解体。在现代社会养老体系没有建立健全的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生活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老年人的需求和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农村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增多。

　　在婚姻恋爱方面，农村社会的变化也是颠覆性的。随着青年村民大规模外出打工，新生代农民工一般在外面谈恋爱，自由恋爱盛行，跨省婚姻增多，传统的婚姻圈解体，传统的婚姻伦理失去了发挥作用的载体。农民的婚恋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为农村离婚现象增多，婚姻的稳定性受到冲击，婚外性关系增多，村庄舆论失去了制约的作用。

　　在财富价值观念方面的最大变化是，一切向钱看，不再坚持抽象的正义，为了挣钱不惜牺牲价值尊严和伦理道德。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生活在坑蒙拐骗、打架斗殴、吸毒贩毒以及卖淫嫖娼等灰色生活状态，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乡村社会的衰败需要国家给予有力的应对，为农村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品和公共秩序，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是，“分田到户”以来，基层政权的执政能力实际上一直在弱化，这一点在税费改革后表现得较为彻底。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的财政困难，权力被上收，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滞后，成为所谓的“悬浮型”政权，无法有效应对乡村社会转型对之提出的要求。

　　基层组织弱化，应对风险的能力和社会控制能力严重不足，导致基层政权的有效性无法得到保障，而有效性的缺失又导致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的冲击，表现为信访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基层治理陷入困境。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黑恶势力的沉渣泛起，在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中兴风作浪。

　　基层政权的有效性不足，基层治理弱化，无法有效提供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农民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乡村社会治安秩序恶化。由此，政府的缺位在某种意义上放大了村落社会的衰败，农村社会秩序陷入了一种低水平的脆弱的稳定状态，在当今的开放社会和风险社会中，这种脆弱的平衡很容易被打破。

　　需要进一步提出的是，虽然村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解体的宿命，但当下的中国农民并不能够在短期内顺利地融入城市，他们还必须在城乡之间往返，在农村完成家庭的再生产。他们在城市里通过打工获得收入，而农村土地上的产出则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所以，他们还离不开农村，如一些学者所言，农民工的城市化还只是一种“半城市化”状态。

　　因而，农村的城市化还处于一个漫长的过程中，现在还不能消灭农村，还要建设农村。面对乡村社会在转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阵痛，我们必须进行乡村建设，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后方。

　　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必然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诸方面。在当下，根据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往返，以及空心村、留守群体等问题，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显得尤其重要。通过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为农村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并为处在转型中的农民提供最基本的、以人为本的生活保障，杜绝各类恶性事件的发生，是当下中国政府的一个必然选择。

申端锋，法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