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在之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中强调:要围绕畅通经济循环深化改革,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等方面推出更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促进各项改革融会贯通、系统集成。如何聚焦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风险点和制约竞争力提升的短板弱项,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和现代化水平,重塑产业国际竞争新优势,是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产业链供应链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国内大循环的“底盘”,也是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传动轴”。“底盘”不稳不安全,新发展格局就难以构建起来;“传动轴”动力不足、缺乏竞争力,我国参与国际循环就难以行稳致远。
首先,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挥劳动力成本、市场需求等优势,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建成了门类完整、规模最大、竞争力强的工业体系,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一环。近年来,随着人口红利逐渐减弱,我国制造业的传统优势减弱,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外转移,制造业发展面临双重压力,不仅中高端领域受到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振兴制造业的挑战,而且中低端环节面临周边中低收入国家加大承接产业转移的威胁。面对挑战,只有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重塑制造业新优势,才能为我国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竞争、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支撑。
其次,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畅通从生产、流通、分配到消费各个环节的循环,生产和流通是循环的起点和基础。在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主要由产业链供应链来完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供应链跨国布局和分工合作是普遍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需要各国密切合作确保顺畅运行。然而,近年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遭遇逆风,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这个变局,全球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运行面临重大威胁。面对国际形势变化,只有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才能做到在关键时刻国内生产和供给不会受到影响,在极端情况下经济能够自我循环。
要看到,按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我国重点领域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不强,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安全隐患较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竞争力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严重受制于人。科技是大国博弈的焦点,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发展的命门,是重中之重。虽然我国工业门类齐全、产能庞大,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28%,货物出口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但从贸易结构看,我国出口主要以中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为主,高端技术、高附加值产品高度依赖进口,2020年我国芯片进口额高达3500亿美元。特别是在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关键设备、科学实验仪器仪表、工业软件等领域,我国供给短板明显,“卡脖子”技术较多,安全隐患较大。
二是产业链供应链共生发展的生态尚未形成。在产业相互渗透、交叉融合的现代经济中,单靠产业链某个环节单兵突破,难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竞争力水平,需要整个链条上中下游密切合作、协同发力。目前看,我国很多产业链前后向关联不够紧密,上下游协同创新能力有待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共生发展的生态尚未形成。以集成电路行业为例,很多地方企业发展所需的关键材料和大量危化品原料在本地和周边地区找不到配套企业。
三是高端专业人才供给和储备不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竞争力,最终要靠专业化人才。受体制机制、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人才储备不足且流失较为严重。与此同时,受收入、户籍制度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人才流失也比较严重,部分高技能人才流向金融、信息服务业后收入至少翻倍,制造企业招引高端人才更加困难。
还要看到,目前我国科技国际合作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近年来,个别国家为保持科技竞争优势、控制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不惜成本和代价对我国进行科技围堵,企图遏制我国的科技进步,打压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我国与发达国家开展科技合作面临的挑战增多。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竞争力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抓住我国疫情防控得力、经济率先恢复的有利条件和个别国家技术封锁带来的倒逼机制,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聚焦靶心,精准施策,不断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和竞争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一是整合科技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立高风险领域的“卡脖子”技术清单,因“技”制宜,分类施策,采取“挂图作战”和“揭榜挂帅”等政府推动和市场化相结合的方式,强化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利益绑定与战略合作,以科研院所和领军企业为主导,联合产学研用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快攻克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关键装备、工业软件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同时,要全面认识到,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不仅仅局限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短板环节,更为重要的是要推动全链条协同创新和整体升级,通过加强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和现代化水平。
二是锻长补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一方面要锻造长板,在我国处于领跑地位、有望形成战略反制的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讯设备等新兴产业领域,进一步拉大技术差距,巩固领先优势,锻造一批具有威慑力的“杀手锏”技术谱系。另一方面要补齐短板,对我国短板弱项突出的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积极推动补链强链,特别是在断供风险较大领域构建必要的备份系统和多元化供给方案,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弹性韧性。同时,要加强区域统筹,综合考虑发展需求和现实条件,强化“窗口指导”,防止无序投资和无序竞争。
三是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人才支撑。人才是破解核心技术“卡脖子”、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竞争力的关键。一方面,聚焦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共生发展的产业生态,通过“强基计划”等多种方式,大力培养国内高端人才。另一方面,通过“筑巢引凤”,在子女上学、就医养老、薪酬制度等方面,创造“类海外”的发展环境,吸引加大海内外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回国创新创业创造,同时也可以“靠凤筑巢”,在海外建立一支为我所用的高端人才队伍。
四是以高水平开放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实践证明,在全球化时代,产业链供应链越开放越安全,因为只有开放竞争,产业链供应链才有发展活力。为此,要拿捏好科技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的关系,既要坚持底线思维,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自主创新,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牢牢掌握产业安全的主动权;又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中,加强与一切友好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有效化解个别国家对我国的打压限制,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维护者和深化合作的推动者。
黄汉权,生于1967年12月,广西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学位,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历任室副主任、主任、所长助理、科研管理部副主任 。1999年-2000年,先后赴荷兰、英国进修和留学,获得金融学硕士学位。2008年-2009年,在甘肃省陇南市挂职,任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