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能参加这样一次活动，我总觉得经济学这个圈子才是我的圈子，现在到公管学院学习的任务很重，还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回到这儿来，这个主题发展经济学，10多年前也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我非常高兴看到黄老师，郭老师，我们各位原来很熟悉的同事非常的亲切，我想起来我03年到这来过一次，还是杨院长的时候，因为我感觉时间有一点点往后推，我尽量抓紧时间在我这25分钟之内，我很想听后边老师的演讲。

刚才我们主持的老师讲了一下，原来我们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相对低收入国家的发展问题，那么中国很快已经过了一万美元，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们在十四五末期大概会进入高收入国家，我们怎么看这个学科？一些基本的原理对我们发展的一些重要的作用。我今天选了一个主题，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外循环或者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会起什么样的作用，我想它是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自己在阶段在转变，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在变化。

现在国际环境变化和我们经典的发展经济学讲的内容和外部的联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它内外都是一些新的变化。看这个问题一定要理解我们国内国外的新的形势。

现在是中央的最新部署是新发展格局，从去年上半年就开始了。大的提法叫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是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五中全会到今年的十四五规划，对开放对外循环的作用的重视度，起码从表达出来的感觉是在提升的，这是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提的要求。

第一，坚定不移的扩大对外开放，要深化要素流动性开放，要稳步拓展制度性开放，这两个提法都是很有意义的，那么要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那么这个提法都是在去年年底前后到今年开始坚持了一个非常新的提法，那么背后我们的理解到底是要说一种什么样的政策要求和对问题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我们从三个方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看新发展阶段，和我们40年前开放，30年前20年前那种外循环在这个阶段它的重要性是在下降，我们看一些数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讲一讲外部在发生什么变化。数字时代的全球化它是一个全面的全球化，和我们原来传统全球化主要是制造业的全球分工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它是整整一个全面的全球化。所以我们要以更高水平的外循环的促进整个我们新的发展格局。

那么新发展阶段就发展到现在，传统外循环的重要性的确是在下降，我们先确认一下这个事实，我们40年9.7%的高速度，如果我们讲表现特别优异的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的改革，一个是我们开放。非常大口径的外循环，支撑了中国过去40年非常优异的经济的表现。

我们看看这个数字，大概我们的贸易依存度，我们挑一个指标看一下啊，1980年的时候我们只有14.1%，2006年是最高点，入市后的5年，我们达到了64.5%，这个时候这就表明了外循环在国民经济中间的地位是显著增强的。

大概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时间里边，我们的外贸依存度是持续的上升的，从国际上看这个指标也上升的很明显。

改革开放我们挑了1亿人口以上的大国做一个比较，那么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外循环在我们经济中间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在1亿人口以上的大国，我们是倒数第一位，我们的开放度最右侧的一个主体是大国的平均数。

那么到2006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跳到了第二位，已经比很多传统的开放大国的外贸依存度还高，最右侧的是大国的平均数，我们也明显的高于了大国的平均数。

所以开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一直是一个非常大口径的外循环，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我们看看这是早期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的状况的局面，这就是都是真实的图片。员工关门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员工出场的局面，那么右侧是一个我们比较早期的服务业的所谓的数据加工企业当时还挺有名气的，2000年2000年前后的时候，实际他就是很多的学生一人一平米的格子，然后做一些数据加工啊，所以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在比较早期的时候都是非常劳动密集的工作。

这是我们一些早时候的外资企业“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的企业是其实看见人比看见设备更密集，就是非常劳动密集的企业。

我们30多年的时间里边外循环的主要的密集的作用比例持续的提高，它是一个国际竞争的格局中，全球市场是要竞争的。最重要的还是发挥了我们劳动密集的突出的优势，在很长时间里边是有争议的，说我们出口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后就得到了一点加工费。那么这个说法确实是对劳动者极大的不尊重，加工费是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利润是投资者的收入。在中国那个时代的有大批量极低收入的劳动者急需进入到现代经济过程中间去提高收入，其实出口中间在那个阶段加工费大概占到50%，它是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这个表现，利润只是提高资本者资本收入的表现。

所以在那个时候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制造业，它就是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和收入的机会，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红线的部分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百万资产工业净资产能吸纳的就业者的人数，大概100万平均是6个人，那么在这个红线上面都是我们传统的出口大行业，文体用品制造业、服装、纺织制造业等等，工艺品、家具制造、纺织等等。

那么他们百万净资产吸纳就业的能力要强很多，最上边的都是百万资产，可以吸纳4~5个人就业。那么下边的当时基本上是我们国有大企业控制的一些资金密集型的产业，那么他们吸纳就业的能力是非常弱的，最下边的几个石油加工，这些有色产业，钢铁行业等等，大概100万净资产就吸纳一个多人就业。

但是我们出口行业百万净资产是可以吸纳起码四五个人就业，这个时候对我们大量的农村的极低收入的劳动力进入到城市，进入到现代产业中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内外循环的问题，它是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是一个现代经济结构的问题，是一个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的问题，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这是我们讲在那个时候的外循环，那么现在中国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

最重要的我们可以说很多因素，但我个人看来从我们今天讲的主题看，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素禀赋的结构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现在我们的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跨国资金流动规模都是世界的前列，那么国际经济、政治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确实我们从传统外循环，传统对外开放的结构来看，下一步经济发展中间外循环的作用是会下降的，而且已经在下降了。我们就看一个因素，对外开放最关键的就是国内要素禀赋的显著改变。

记得十几年前我在社科院的时候对学生讲，中国国情有4张图，我们要讲中国国情的话，那么这是最重要的一张图。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质量的一种结构图，其实这小政策根本就调不动，不管你愿意什么模式，喜欢什么模式，它是给定的一种模式。左边这张图就是80年代，在1980年我们的一张图，里边6个柱体分别代表的是我们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在那个时候我们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大概要将近23%。

下边三个主体分别是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占全球的比重大概在3%~6%。最后两个投资和研发投入所占的比重，在我们开放初期，我们生产要素如果一个现代生产过程要发生的话，这些要素必须全部结合在一起。

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面对这样一张图，其实中国发展道路没有什么大的选项在里边，首先假如你想让这么多的劳动力都进入到现代生产过程中间去，你就要他和其他现代生产要素结合和资金和技术。不仅仅和农业中间的土地相结合，应该是你面对这张图，怎么选择发展模式。首先肯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个最重要的选项，用尽可能少的资金和技术投入，能够让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这就是劳动密集型的第一个的含义。

所以第一一定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第二就是说我们自己毕竟国内的消费结构它是一个有匹配的，不能无限制的只消费劳动密集的服装鞋帽家具。工艺美术品等等，它不符合我们消费结构的需求。

希望把我们一部分劳动密集产品能够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去，一定要理解全球要素流动中间，劳动力是流动力比较差的一个要素。如果劳动力和资金可以一样跨境流动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们的劳动力可以到海外去就业，因为那边收入要高很多，也正因为劳动力流动不了，我们只能在国内生产出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然后向海外出口。

从这个含义上讲，劳动密集型产品只是劳动力跨国流动的一个载体，我先制造出来再让它出去，所以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产品。由于这张图劳动点非常的便宜，因为它是特别充裕的要素，所以我们就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那么这两项加起来还不够，我们劳动力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希望尽快的有其他生产要素能够增长起来，然后和他们来结合，让他们进入到现代生产过程中间去，我们可以慢慢积累资金，技术也可以积累，但速度太慢，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希望来引进资金技术，加快这两个最短项的要素的成长的供给的速度，让他能够和更多的劳动力结合。

我们有这张图别人就有翻过来的图，在那个时代美国的劳动力占全球的5%，但是他的投资能力占全球的30%，所以他来讲的话劳动力是短缺，但是资金是富裕，到中国来投资会带来很大影响，使短缺要素变得收入更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的引进外资，大量的引进技术，其实也不是一定是设计好的，而是在发展中间我们这张图决定的一个非常自然的选项。

这种模式一直伴随着争论，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劳动力用那么低的收入去给国外人生产产品，争论是一直在，但是这个过程一直在进行，这是几亿人，几亿资金太大的一个重质量的一些因素，我说这些因素实际上是政策调不动的，它发展过程只要你放开，只要让市场发挥作用，只要让劳动力流动，只要让大家各个生产要素的持有者有选项的话，这个模式是必然会发生的。

这是我们在开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结构，那么右边这张图就是我们2019年的生产要素的结构了，40年之后我们劳动力的比例有明显的下降，大概下降了三个点，但是中间三个禀赋天赋的要素其实是动不了的，淡水，土地和石油。这三个依然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变化最大的是我们全球投资能力在全球所占的比重和我们研发投入在全球所占的比重，可以看到我们资金投入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26%，2000年我们已经超过32%，比重非常的高，我们研发投入占全球已经达到21.2%，去年已经超过了23%。

所以这个数据我们上得非常快，其实面对这张图，我们经济怎么发展，相当程度上给定的，就是劳动密集型已经不算是特别有优势的行业。

那么资金方面，其实在中国要钱的人很多，但是资金扣除风险之后的回报率在中国一定不是全球最高，道理很简单，就是你的资金相对是一个富裕的要素了，那么技术也是这样，现在很多人讲说不投入不研发不更新要死，更新死得更快，因为技术的层面的供给的竞争已经非常强了。

所以这几张图，右边这张图就决定我们传统那种大量引进资金，大量出口劳动民营产品，肯定不是我们下一步经济发展的一个主体模式了，它还是一个基本面决定的，不是我们能够调得动的一些东西，那么在这张图我就是画了两端的图，其实每5年画一个图，你可以看出它的变化，大概在06 、 07年开始的话，我们的投资能力和资金的投入能力就开始快速成长。

那么与此同时，其实我们的传统的外循环的作用已经在开始下降。我们在前面一部分讲到了2006年外贸依存度达到一个高点之后，我们就持续开始下降了，现在已经降到了30%多。

在全球的中间我们从最低跳到了2006年的第二，那么现在回到了大国的中间的状况，和我们大国的平均数比稍微略低一点、我个人的感觉我们应该波动中间起起伏伏应该还有一定的余地，但是想让外循环再回到10年前的状况，完全不可想象就那样一种格局。所以大体上我们现在基本处在一个相对正常的位置。但是不等于说平均数就是一个正常位置，但是就从国内国际的比较看，应该还有一定的上升的空间，但是不会特别的大，就从比重来看，这是一个点。

这是我们刚才讲了40年，外循环的作用从低到高，背后的变化，我们整个要素禀赋结构的根本性的调整，当然还有国内市场的增加，加大，国内消费能力的提升。

有很多的因素，我们今天时间也就讲一个，那么在传统全球化下降的同时，我们讲这个数字全球化的快速的推进，数字全球化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全链的全球化了，我们传统全球化主要还是制造业产品的全球分工，那么到了数字时代的话。

首先研发全球化，整个全球的共同研发技术成为了全球技术创新的主体模式，我们一会看看数。

第二设计全球化，现在真正的复杂技术产品都是多国共同设计的，因为现在设计本身就是一个很资金密集的很技术密集的过程，它是需要大量很复杂的软件来共同来完成的。

第三当然制造全球化。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的全球分工基本停滞了，它分到天花板了，1个汽车17个国家，34个重要的零部件共同在17个国外生产，它再细分的话，劳动的成本技术匹配的成本等等运输的成本会增加，所以传统的离散型的制造业的分工大概见顶了，但是新的复杂产品的全球分工其实是更深入的，我们看个例子。

那么在研发、设计、制造、全球化的同时，服务全球化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的快速的提升，其实它的影响对收入分配对产业组织的影响比制造业分工更突出一些，另外公共服务开始全球化，特别在这次疫情空间。

那么首先看看研发的全球化，现在真正前沿技术的全球共研技术共同两个国家以上共同注册专利，就一项技术共同获得专利的收入，现在是主体，单个国家注册专利的真正的前沿技术和产品已经是少数现象。那么在在共创共研技术中间，中国所占的比重是在快速的上升。

从上往下看，第二个紫色的部分就是中国所占的比重，它是5年一个段30年之前的全球共研前沿技术中间90%就是美国、日本和欧洲这三家。

那么到现在美国中国和韩国已经切走了25%，中国已经将近20%，这还是17年的数据，那么现在的数据大概比重在上升的更快，这是第一，就是研发的全球化。那么不光是国外在引导，其实我们也有非常多的创新，这是我们一个网站（举例“橙色云”），把全球的研发人员以个人的名义，然后让他上网拿到一个设计任务之后就在网上招聘，研发组他自己有研发的项目组的这个主持者，然后每来一单招聘研发者来共同研发，他就是我不跟机构打交道，机构开价太高。其实机构中间的核心研发人员晚上可以让帮他来做这一项研发，它是一个共享研发，共创研发，这样一种众包模式的研发。

现在国内最大的一个企业，全球最大的企业实际上是在中国，两年之前万名科技人员，最近已经有26万名研发人员在网上，来一单做一单，不是单一养一个。

现在研发的共研性很强，对很多机构来说，单个机构拿单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不养一个机构，因为是非常昂贵的，大家都知道，所以进行外包，这是共创研发平台。那么现在真正的全球复杂产品的设计都是全球共同设计的。

比如这有一款车，大众高尔夫它的最新的款是30个国家，415位设计师共同合作设计的这样一款新车。那么它从草图开始，从渲染这个效果开始，就是在网上共同研发，那样你要大家说不好，我们几分钟再渲染一图，大家看看讨论，然后把草图大体定下来以后，再开始零部件的设计。

第二个图，它可以反反复复的配反反复复的设，那么全球多国首先可以用最好的研发人员，我们现在最大的车厂，真正新概念车的推出都是隔年的，不可能每年都推出。那么在这样一个频率比较慢的研发机构中间，其实你是养不起来，在每一个环节都最高端的研发人员，是非常昂贵的。

所以现在车的研发越来越专业化，都是外包出去设计的，实际上它在每一个环节颜色的设计，形状的设计和它本质的一些这种设计中间，在每一个点上都可以用全球最顶级的研发人员来合成。

所以它设计完了以后，那么这个车它需要60度的高温能耐是，零下30度的寒冷能耐，在月光在日光下都要很漂亮，它有很多的要求全部在网络空间，所以新车没有一张图纸，没有一个零部件的模型，没有一个整车的模型，然后全部在网上做完之后就出车了。

所以它最重要的就是时间及全球最好的设计研发资源，然后它还有一个匹配全球的文化，比如他曾经出过一款前边的排风的口的形状，然后我们香港的设计人员就说，你这个形状在中国文化中间就是一个棺材的形象，是非常不吉利的，他要避免所有对手对它延伸出来一种不祥不利，对一种文化的不敬，在这个层面他要想把它全部的给去除掉，大体上例如现在车飞机复杂，这个制造产品都是这样一种模式在做。

比如复杂的新产品全球共治，这是787，拥有将近300万个部件，设计的时候没有用过一张图纸，没有任何一个1：1的模型，上千个工程师在全球同步，因为它需要匹配的，比如材料的耐劳程度它是需要匹配的，耐温的程度，疲劳的容纳程度，所有的零部件是要匹配的，所以它必须同步在设计。

所以我们讲现在的制造业产品在复杂制造业产品中间，它是本源全球化的。波音737最早是北美出生的一架飞机，随着全球其它地方加工能力的成长，加工成本的下降，它向外转移，从最早7个经济体的共同制，然后到最后的14个经济体的共同制，它是逐步往外转移的，但是这种产品在设计的时候，是考虑到各个国家最好的制造能力在哪里，就往原处设计在的地方，在国外和全球布局。

所以，真正的现在的制造业基本上是一个全球共治，就本源全球化和转移全球化是两个概念，现在的制造业产品它原则上是本源全球化一些产品。那么服务业相对来说就是新的。

我们在我当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教我就是说服务业是非贸易的，它是一个不可贸易的产品，由于服务是一个劳务过程，服务过程和服务接受同时同地。不可错位不可错时。所以服务是一个非贸易的产品。但是现在就是说在这之前我们服务可以远端提供，维也纳的音乐会我们可以在在中国听，国外老师在那上课，我们可以在中国听课，我们可以和远端的医生连线，然后我们做医疗的远程诊断都没有问题，但是服务业没有从来没有大规模的有过制造业那样一个产品，多国制造。

最后我们把每一个国家的制造的优势或者某个加工环节的工艺的优势匹配到一起，做成一个完整的产品。

服务业我们基本上极少有类似这样全球分工，最后提供一个完整的服务的过程，它这是需要对通信空间的一个理解，这个是一个我们国内最好的生产者服务平台，也是全球最大的，它的位置在重庆。基本上在生命全周期的消费者和需求者都可以上网，大约有2200个网上的人员。

那么他是这样，就是说当你一个企业它全生命周期，你说我想办一个企业，我要设计一个logo，然后你要刻画好你对这个logo的定位，比如说面向年轻人，不需要文字就可以理解它的含义，它要比较活泼，能看出它是一个快速迭代的，当提出一些要求之后，在网上，然后这个平台就自动给你匹配，可能匹配你的供应商就和你上淘宝去购物是一样的，然后你在里边你再往下挑，然后最后你去和他匹配，供应商设计师可以在国内可以在国外，他是全球招聘来的，所以有了平台之后，这种过程就变得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有名（指音乐会），就是去年5G出来以后，我们终于有了传统不可分工提供的这种服务，可以在全球分工提供了，以前音乐会的演出乐手的演奏和服务消费得同时同地，然后现在可以在北京听维也纳的音乐会，那边是一个整装的乐团在演奏，但是所有的整装乐团是不可能把全球最好的乐手集中到一个乐团里来的，但是现在全球分工这个模式出现以后，我们世界上的音乐家他们合作做了一台音乐会，音乐会的乐手在全球不同的地点，这是可以实现的。

这个小提琴在德国，第二小提琴在西班牙，中提琴在蒙古，大提琴在瑞典，钢琴在美国，这个电音鼓在日本。在不同的地点，可以合作提供一台音乐会，那么它的前提是这样，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听到音乐会的话，它的传输距离超过2万公里，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地点听的时候，6个乐手的传输距离是不一样的，有的在你的邻国，有的远在天涯，有的在600公里之外，有的在14，000公里之外，你能听到这场音乐会是合成的，那么它要求网络的保真程度非常好。第二，网络绝对不能有时间的迟延，极低时间迟延，大通量的网络才能做成这样一个音乐会，那么在5G出现之后才有可能。算了时间原因我们就听一点点休息一下，听上去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是吧？音乐对时间的要求一致性要求非常高是吧？（休息）

所以这种服务模式的提供其实比制造业的分工带来的影响更大，制造业你本事再大，你得一一台生产出来，你无非是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低，你规模大是吧？这种服务业的产品真的是赢者通吃，所以他对那个区域性的次一级的服务供应者的消解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在音乐因为刚刚开始，但是进展非常快，比如在体育比赛中间职业体育比赛中间，现在网络中间前段时间欧冠。你在网上看的感觉他的转播的保真的传真效果，你肯定实在是不愿意再去坐到现场去看一场足球比赛了，所以他对次一级服务市场的消解是非常快的。

那么只有这类服务它才有这种消费者只选最好供应者、赢者、赢者通吃，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展开了，就希望我们如果有同学的话，这个问题是可以好好做一下研究的。那么在我们讲了从设计研发、制造服务，那么现在公共服务像教育的跨境的提供的也在5g技术之下变得非常厉害。

我们清华大学和15个国15个大学成立了在线教育联盟，是共享一些实验实证课的，以前我们有远程教育，无非老师在远端你听，只能传输的是文字和声音，所有和动作行为相关的，有很多工科要有实验，职业体育要有职业的，学校要有实训，那么在原来都是做不到的，它和真的课堂是不一样的。

那么老师需要让学生分组互动，多点沟通都比较困难，那么现在越来越像真的这个过程，我们有了VR、 AR之后是吧远端做实验，远端做解剖，就跟真的是一样的。你要止血前然后加的慢一点，然后血流一地，他真实的情况变得非常真实，所以全球可以共享某一个学校最好的某一点课程的内容，变得完全可能。

那么在全球医疗中间，我们防疫中间，因为我们比较早，武汉大概到4月份之后，我们有四五万名到过武汉的医生就回到各自医院了，然后各地的病人也控制的比较好，但全球一全球的疫情非常的严重，特别很多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个场面，所以这是一个企业做的平台。

“阿里医生”他们几家把中国各地的医院去过武汉的医生连接起来和100差不多100个国家的医院连接起来，既可以上课告诉你怎么治，也接受一对一的咨询。

另外它平台提供11种语言的自动翻译，这个时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你有了危重病人，然后你喊一声一定会有人上台，他是匹配好了的，然后告诉你你说什么症状，我告诉你怎么我们是怎么治的，大概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全球真正的抗议的公共服务的合作，在数字空间也变得是可信度变得非常高。

总的来讲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好像举一些例子是吧，制造转走了，制造停止了，那都是传统全球化的这样一个状态。

一定要理解数字全球化，像以前的制造业为主，正在向全链条的延伸，实际上全球的经济联系是更加几个，然后我们讲讲最后一点，我们要以更高水平的外循环的来助力新发展格局，我们还是非常需要两种资源的。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我们国情结构图中间的三个短板，淡水土地和能源，这是我们能源的一张进口的数量和进口的依存度。

大概在2003年的时候就花了很大的力量，所有的领导层都在关注请了很多的，专家说怎么能把我们能源石油的依存度降下来，当时刚过50%，但是在一边研究中间一般高呼中间我们石油的进口度持续在上升，那么现在已经到了80%，我们进口的大豆，就是说进口的大豆在我们做经济学的人看来，其实进就是进口土地和水，一吨大豆是10亩地，这是谁给我讲，但是10亩12亩地，我们进口1亿吨大豆，我们10亿亩地土地是我们最短缺的资源，刚才可以看到，粮饭碗要端到自己的手上，但是豆它不是什么主食口粮，它有很多的作用，它有很多的调解的余地。

所以在东北把那点种豆的地做一个加工厂，然后进口国外的豆做了加工再出口，给这些当地的居民带来的收入的提升，那不是一点点，当然还是基本我们有一个基本面的安全的保证之后能做的事情，这个是很多的。

这个一定要理解，就是我们讲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是劳动力出口的载体，这些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其实就是你资源进口的载体地进不来，水进不来，我们大量进口不含土地含水的这个产品，如果你要一定要自给自足的话，不是做不到，就你会有你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作为代价。

我们有一个判断在安全和效益中间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所以我们仍然需要两种资源，我们也仍然需要两个市场，这张图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资金的占全球的比重原来非常低，但是现在我们资金占全球的比重已经高出我们其他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了，我们经济学上就直接可以推断，一定会有大量的对外投资发生。

我们看看上面红色的这条线是我们引进外资，蓝色的线是我们对外投资。大体上从2004年2005年开始，我们的资金占全球的比重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比较均衡状态，而且往上走的时候，我们对外投资上的是非常快的，中间我们收拾过几次，就老说国内需要资金，但是这个势头还是非常难打，我觉得中国非常稳定的，要成为一个对外投资超过吸引外资的国家我觉得，如果这一条做不到的话，我们发展经济学我们做关门吧。这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有规律的趋势。另外我们也非常需要引进技术全球化中间技术的问题。

我们仍然需要引进技术，就我们刚才讲的全球化中间研发全球化、设计全球化、制造全球化，服务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一个真正的技术强国一定是大量进口和大量出口，因为全球化了。

最好的技术是全球分布的，每一个经济体想在你自己的国内组成一个最有竞争力最高水平零部件匹配起来的产品，你一定会进口其他国家的，所有最好不在你手上，它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间，这是我们ICT技术我们说的最多的，我们老说我们大量进口技术，大量进口技术，用它来证明我们的技术能力不行，Ict技术中间，中国在最左侧蓝色的是出口，黄色的是进口，我们出口明显的大于进口。

第二个是印度，印度的出口绝对大于进口，我们一定不能讲我们跟印度我们是 Ict技术非常强的经济，例如美国是既大量出口又大量进口，大量出口就是它能够进口全球最好的零部件技术，然后匹在国内匹配成技术水平最高的成品，然后向全球进口，所以我们可以画出很多线，我们可以画出十几条产业，真正有竞争力的国家现在是既打冷出口又打进口，这是全面全球化中的一个必然的表现，因为最好的东西是全球分布的，一定是这样，我们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经济体。

我们在数字全球化中间，ICT我们挑了1个现在多国共研技术的话，它是以城市为节点的，这是10个共研技术，占的节点最多权重最高的10个城市，6点是上海，8点是北京，全球最强的10个城市中间中国占了2个，那边是全球生物科学发明，就是在顶刊原创性的科学发明中间的共同署名者，他就这样一个匹配的话。

那么那边最强的两个节点，上面是日本东京，下面是中国北京，就是中国在全球共研技术，共创科学中间，我们都已经非常的有地位了，当然这两个图也不一样。

你看这个技术方面，上海的6点比北京的8点要亮一点，但是科学中间上海已经不见了，上海在中间的特拉维夫后边给塞进去一点点，所以他们开玩笑说北京的人喜欢写论文，上海的人喜欢研发技术，这可能也是结构中成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们的企业也非常有竞争力，我们现在世界经济论坛和波士顿资讯两家在评全球工业4.0时代智能制造时代的灯塔工厂，那么他停了5批之后，大概54家灯塔工厂中间中国就有16家。

中国就爱赶时髦，反正不断的往前攻，红色的比例，中国所占的比重，其他的经济体的都还是比较少一些的，这是我们所占的比重，这是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等。

但是它不以成长性，也不以盈利性，它就是看你技术工厂匹配的智能化程度的，但是我想这些企业中间十四五末期十五五一定会成长出来全球的头部企业，没有问题。

这里边的企业有些势能是非常强的，当然在我们不断成长和以更强的能力参与数字全球化的同时，我们受到的打压也是异常的严峻。从2018年“打华为”开始，2019年，然后大概美国已经5批所谓实体受到限制的实体，一批当时拜登上台的时候，大家还希望这个势头能够松下去，但实际上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那么他们又出了最后又出了一批（指被打压）。在这个情况下互相竞争的事态非常激烈，他找各种所谓合规的理由，然后对我们的顶端企业进行打击。我说也是穷凶极恶，丧失理性一种感觉，所以这两面情况都非常的突出，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就是两手对两手。

这样复杂情况下，首先数字全球化快速进展，而且我们有实力，我们刚才举了那么多例子，就想我们现在参与全数字全球化的能力和10年以前40年以前参加，原来传统全球化能力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要以最大的努力要参与到数字全球化中间。你说别人从设计、研发、制造、服务都是一个全球过程，集成了全球最好的资源，你自己关起门来，你做得了这种能够匹配和跟随的这样的产品和研发。所以要最大的努力到加加入到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进程中间去，我们可以举点，但是我们如果举面的话，这个力量是非常强的，2000年我们和全球的技术贸易下降了30%，唯一正增长的是我们和美国的技术贸易增长了29%。

就是你把点和面的情况，一定要分开来看。中国政府说话中国企业那么听，美国政府说话美国企业根本就不怎么听。所以你一定要把经济推动的那种趋势和政府点上显示出来的那种意愿，还是要把它区分开，两个都要硬。

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参与到数字全球化中间，在全链条中间获得我们的分工利益，提升我们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同时面对这种掐尖的打点的这种做法的话，我们也要最大努力的自主创新。我们要自主，我们要互惠，我们就不解释了，我们要对赌我们还要“备胎”。哪个企业哪种技术以哪种战略为主，其实是一个点要研究的，你空喊一句都要自主，都要完全自主创新，肯定不符合现在新的趋势。

但你完全讲说我就跟着全球化走，肯定也不符合现在的这样一个压力。所以两面这是一个技术活，这是一个责任心，不是喊口号能解决的问题。

另外我们现在要求制度性开放，说要要生产要素型的开放流动，要政策性的开放，政策性开放，原来40年我们都是要制度性开放，我们都是政策性开放，先开特区，开沿边开沿海开中西部开东北。我们一点一点来，行业也是一点一点来，那么40年之后我们完全有可能设计一个比较规范的，比较中性的比较一致的开放体制，这样的话两个作用，一个好预期，别人好预期，好做长期的投资打算。

第二制度性开放其实是一个中性的开放，就是你不要偏向于某一种行为，然后让市场在跨境资源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最后我们要加入到高标准的贸易体系中间去，所以中性市场在跨境资源中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或者决定性作用，所谓中性就是进口，出口你要中性，你也不要讲出口对中国更重要，还是进口对中国更重要，市场来决定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产品是不一样的。

其实外资和对外投资中间要保持中性，也不要讲我们吸收外资更重要，还是对外投资更重要，都重要，这个时候你相信企业的能力，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是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的。

另外内资和外资企业中间保持中性，大家共同竞争，然后我们来来看看就是优胜者出把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另外高标准贸易体系。去年的11月领导人在APEC会议上宣布，我们将积极加入 CPTPP，那么在2020年11月23号中间， RCEP签署了。它是非常高标准的市场体系的标准就是，它如果要讲是高标准的贸易体系，不如讲因为它已经延伸到边境后措施了，更不如讲它是个更高标准的市场体系的要求。

我们当时入市对国内体制改革发挥了那么大的重要作用，我们期待着在我们国内主动改革的同时，更大的对外开放，加入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这个规则体系中间，能对我们国内的改革要发挥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它有8条要求，我一条条对了，6条都是我们自己改革要求做的，所以这个是高标准体系，其实是我们向更高水平开放迈进的一个标准，你往那去对标，往那里去做，我们开放就会更加的有效，时间原因我就不再展开了。

我们大概总结几点，改革开放40年对外开放大口径的外循环，促进了中国的发展。那么现在提出新发展格局，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发展规律，符合时代特点。什么东西你这三个不符合你一定是做不到的，所以它一定会成为长期的国家战略。

那么全球化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传统全球化势头弱化，数字全球化强势在推进，我们叫本源全球化和全面全球化创造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所以更高水平的外循环不仅是可能性必要，而是十分的重要。能够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健康，形成高效运转和可持续推进。所以要坚持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时间到了，谢谢各大家。

江小涓，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咨询委主任委员。中共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家软科学指导工作委员会委员 ，十三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