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4日下午，北大国发院联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举办的【朗润·格政】第149期暨“中国经济的远景与挑战”专题第三场活动在深圳举行。基于国发院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合作的《中国2049》研究报告及图书专著，聚焦国际变局与中国的创新发展，解析其中的机遇与挑战，探讨必要的改革与布局。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出席活动并作主题演讲。
以下是演讲实录：
我在此想和大家探讨，中国在未来三十年里在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优势，同时又面临哪些挑战。
现代化强国的标准
我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到2049年建国一百年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首先需要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指标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有多种，最低的是世界银行所界定的人均一万两千六百美元，这个标准太低，仅仅是超过了世界平均收入，我国应该很快就会达到。我认为，更合适的指标是现在OECD（经合组织）国家（不计墨西哥）的最低收入水平，大致相当于达到美国目前人均收入的一半，我们才算真正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个标准也许还有不少人觉得低，但事实上，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全世界收入水平能达到美国一半的国家不到40个，包括OECD国家和一些石油生产国，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如果在未来三十年平均增速达到3.7%，就可以实现收入水平超过美国的一半，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的两倍。如果按照未来的名义量计算，届时中国的GDP总量将远远超过美国的两倍。这是第二个百年目标基于收入角度的一个关键性指标。
为达到这个指标，我国需要保持每年平均3.7%的增长，这看似是一个比较低的速度，但事实上也并不容易达到。重要原因是我国资本积累的速度在下降，同时资本折旧在增加，很多基础设施需要翻修。美国的储蓄率也不低，国民总储蓄率将近20%，但是一半的储蓄都被用在修桥补路方面，同样的，中国的折旧率也会提高。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赖于科技创新。能否保持科技创新的速度是一个关键。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效率的综合性指标，根据计算，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基本上能够达到3.5%到4%的增长速度，这是相当快的，但要稳定在这个速度并不容易。以后我们更多地要靠真正的创新，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的“拿来主义”，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中国创新发展的常规优势
中国进行创新的优势有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也是经济学家公认的优势，就是储蓄、投资，以及人力资本。很多人问，一个科研单位或一所大学怎么才能办好？怎么才能留住人才？我的回答总是很简单：对人才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
对于当前的中国，科技创新的关键是两点：资金和人才。在这两方面，中国目前正在形成优势。
在资金方面，中国的储蓄率虽然下降，从以前的超过50%到现在的45%，但仍然属于高水平。我估计储蓄率还会下降，但不会降得那么快，未来二三十年也许会到35%，但仍然非常高。
有了这样的储蓄，我们才有科研投入的资金。我国科研投入的现状是R&D（研发）投入占GDP总量的2.2%，即2.2万亿。这个量大概是美国的三分之二，排世界第二，而排在第三的日本R&D投入总量只有我们的一半。
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的科技进步慢，但可能是比较对象有问题，把中国和美国直接对比，或者和欧洲科研最好的国家德国比。这样对比，当然我们还有差距。但如果和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比，中国做得非常好。在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方面，我们超过了很多南欧国家的水平。今后我国这一比例还会提高。
在人力资本方面，我国每年有大学毕业生八百万，这个数据包括专科，仅看四年制的本科毕业生也有四百多万。这是不得了的数字，相当于十年就能超过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数量。高智商人才在人口中的分布，其实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时期都是基本差不多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会有更多的天才被发现。
同时，我国的教育质量越来越高。根据数据，二十多岁人群的教育回报率是四五十岁人群的两倍，说明教育质量在提高。所以，在人力资本方面我们不用担心，这是我们的常规优势。
中国创新发展的独到优势
在创新方面，中国还拥有其他国家没有的独到优势。
第一是大国优势。中国是巨型国家，很多人忽视了这个优势，总说我们大而不强。其实，大就是强。反映在科技创新方面，大国就有大市场，绝对的好处是很容易摊薄科技创新的成本。科技创新需要巨大的成本投入，小国要做就很难，要靠其他国家摊薄成本，但中国可以自己内循环。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发展得这么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内的巨大市场摊薄了创新的成本。
另一个与大国相关的优势是我国的产业体系完整。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工业目录上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我们此次会议在深圳举办，就以深圳为例。按我的预测，深圳短则二十年，长则三十年，可能会替代美国的硅谷成为世界的创新中心。深圳的制造优势是硅谷没有的，在深圳想生产一个样品，几天就能做出来样品，甚至大规模生产，这在别的国家不可能。这也是我们在创新方面的独到优势。
中国还有一个独特而重要的优势，就是我们勤劳的人民。中国人在谈论科技创新时内心有焦虑，因为我们对富裕美好生活心怀向往，这种内驱力是促使我们不断进步的强劲动力。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很多新的计划，其中有两项对于我国的创新发展尤其有帮助，一个是新型城市化，一个是绿色发展。
新型城市化和以前的城市化不同，将围绕几个中心城市打造城市化区域，未来全国60%-70%的人口会集中在这些区域中。这种发展会产生巨大的集聚效应，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注入强大的活力。
绿色发展要求企业采取更好的环保措施，对于企业来说需要付出成本，可是它也是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手段。同时，大家经常忽视的一点是，绿色发展会创造一个巨大的产业——环保产业。运用了环保产业的企业虽然付出了成本，但该成本没有流失，而是由环保技术企业获得。环保技术企业用技术人员和高级工人创造收入，收入会再回到经济里头，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创新发展的三大挑战
当然，中国的创新发展还面临很多很严峻的挑战，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是我认为我国未来必须面对的。
第一个挑战是变化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如何管控和美国的竞争。美国已经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我们已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和美国只谈合作不谈竞争。我个人觉得，很多人仍然对于和美国合作抱有期待，致使一些政策的调整不及时、不到位。其实，中美的合作可能性在不断下降，越来越小。这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处理好的一种竞争关系，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如何来管控这种竞争，
第二个挑战是国企和金融市场。国企追求产量目标，不太追求盈利，因为国企的资金太便宜，永远可以向银行要贷款。这一点对民企是不可想象的。而这是我国国企的根本性问题，通过机制来改变的难度非常大。
这也和我国整个金融市场高度相关。2018、2019年的“去杠杆”整顿了金融体系。整顿是必要的，特别是P2P搞资金池，扰乱了金融秩序，使得金融风险太高，但是我们也要对“去杠杆”的负面影响进行反思。始于2012年的通过影子银行所进行的利率市场化基本上被一笔勾销，并且在“去杠杆”最高峰的时候我国直接金融只剩下5%。所以最近刘鹤副总理发表文章，其中有一条提到要增加直接金融的比例，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去杠杆”之后怎么找到金融监管的新的平衡点，把直接金融做上去，把银行的国企偏好彻底堵死。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资源浪费还会持续下去。
以前我国经济的体量大，增量也大，虽然存在一定的资源浪费，但由于经济体量和增量都够大，浪费的部分容易被掩盖住，但以后要更多地依靠创新，这离不开对资源更集约化、更有效率的配置。如果大量资金仍旧被国企浪费在一些与创新不兼容的地方，会对我国的创新发展构成致命的挑战。
第三个挑战是人口老龄化。以前我们认为老龄化的挑战主要在劳动力供给方面，事实并非如此。《中国2049》这本书里专门有一章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发现，由于AI和自动化的发展，未来劳动力在供给方面的挑战并不大，甚至有可能AI和自动化替代的劳动力会超过由于老龄化而减少的劳动力数量。
还有人认为老龄化会使整个需求降低。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未富先老”现象反倒成为一个利好，因为我们还没有富裕起来，所以大量人口要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这自然就会提高消费。所以老龄化对需求也基本不构成挑战。
老龄化带来的最大挑战是社保，并且这一挑战马上就会到来。1962-1976年是中国的“婴儿潮”，这期间出生的人正走向退休，退休潮会持续十到十五年时间。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险体制和医疗体制基本上不可能支撑这一大批人的退休，因为现在的社保基本上是现收现付，虽然有养老金个人帐户，但形同虚设。
日本正面临这个问题。日本政府的负债率是GDP的350%，迟早有一天，日本政府会不得不让政府债券作废，因为他们无法支付。别的国家还可以靠通货膨胀把负债冲销掉，但日本是通货紧缩，物价在降低，政府的实际负债还在上升。
我国如何应对老龄化在社保方面的挑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十四五提出要延迟退休年龄，这可能只是第一步，接下去还需要很多措施才能平稳渡过“银发潮”，这方面的挑战极其严峻。
总而言之，我们既要对中国未来的科技创新抱有信心，同时也不能忽视未来创新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作者：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