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能”与“才能”相比，孰轻孰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近乎完美的答案：才能固然重要，但德能与才能相比，德能更根本更核心更重要。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了说明德能的重要，用了很多比喻，比如把德能比喻成三军之帅，把才能比喻为三军之资用；把德能比喻成树之根，把才能比喻为树之叶；把德能比喻成一家之主，把才能比喻成一家之仆。凡此种种比喻，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德能和才能相比，德能更根本、更重要。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也注重德能教育，把德行品行放在首位，把知识的灌输放在第二位，这就是《三字经》说的“首孝悌，次见闻”；儒家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也是把立德放在建功立业、著书立说之前。汉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就是“举孝廉”。明代皇帝朱元璋，在选拔任用官员时也秉持“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的用人原则。康熙在用人时把德行放在首位，把才学放在其次。他说，若“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我们今天评价学生，叫品学兼优，评价知识分子，叫道德文章，评价艺术家，叫德艺双馨，都是把德行放在首位。千百年来，重德行品行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始终。

说的是有本事有能力的官吏经常可以看到，但能做到公正清廉的官员就非常难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屡屡出现的能官能吏贪腐、违法犯罪现象，再次让德与才的关系问题成为国人思考的焦点。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在选人用人机制上逐渐形成了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即要把领导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五条规定：“党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拔干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原则，既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有其历史文化来源。

宋代大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么一个历史事件并进行了评论：春秋时期晋国有个人叫智伯，也叫智瑶，非常有能力，在举荐物色选拔晋国未来的执政者方面，是最被看好的一个人，但是，就是这个最被看好的未来执政者，却遭到了很多人特别是以他的叔父智果为首的族人的坚决反对，原因就是他们认为智伯虽然很有才能，但是没有德行，属于有才无德之人，若把国家的权力交给这样的人，国家一定会出大乱子大问题。但是，智伯的父亲智宣子不顾众人的反对，我行我素、一意孤行，最后还是把权力交给了智伯。看到事已如此，木已成舟，以智果为首的族人为了避祸，便到太史那里申请不再姓智，另立一族，改姓辅，要作出改姓的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事情果然如他的族人所料，智伯上任后，无德无行的本性便暴露无遗，搞得朝廷上下、周边韩、赵、魏三国怨声载道，结果，韩、赵、魏三国齐心协力，不但瓜分了晋国，杀了智伯，而且还夷灭智伯九族，最后只有更姓的辅果一脉得以幸免，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三家分晋”。智伯的死，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因为这个事件成为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资治通鉴》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写起。

讲这个故事，是要引出司马光对智伯身死族灭的评论，司马光评论说：“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司马光认为，智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局，是因为智伯的才能胜过了德行，是智伯才有余而德不足造成的。古往今来，像智伯一样因才胜德导致的身败名裂、身死家灭、族灭乃至国灭的事情，何止千千万？历史这本教科书，为我们昭示了一个千古不易的真理：在德行与才能二者之间，更应该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放在首位，突出道德价值优先的位置。

做官先做人，从政先立德，要把修身做人、正己立德与为官为政统一起来，打牢修身做人的基础，夯实为官为政的根基。为人不正，为官必邪，所以，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时，不能只重其才，不能“唯才是举、唯才是用”，而应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把道德修养作为重要指标，把修德、养德、立德放在首要位置。

作者：王杰（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哲学教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