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教授

创新精神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直接挂钩

纵观历史，经济增长最好的国家，一定是企业家精神最浓厚的国家；经济增长最好的时代，一定是创造、创新的时代。

比如，19世纪末至今，美国始终是全球创新的领先国家，也是全球经济持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国家。

此外，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凡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都是各种科学思想、产业技术和企业组织创新你追我赶、激情奔涌的时代。

比如，1870 -1915 年，美国、德国和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1950 -1970 年德国和日本出现经济奇迹。这段时期内，上述国家出现了许多改变人类经济、科技的划时代创新。

原创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对于一个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以及保障国家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为什么全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快速崛起？为什么大部分创新的国家都在欧美，亚洲很少呢？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今天，与一些欧美国家相比，中国仍有很大差距，很多行业和公司尚处于模仿和跟随的阶段。

当然，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算是比较好的，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更糟糕，他们甚至无法摆脱贫穷，更别谈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这7个方向，影响未来20年国运，我认为，中国未来需要全方位创新，这其中，有7个基本规律。

1. 文化至上

创新首先是一个文化现象，不是一个技术和经济现象。

一些城市科研技术做得不错，但是创新却不足。

比如，北京有中关村、亦庄，经济资源相对集中，中国最好的科学院、研究院和大学也都在，但是，有一些人认为它并不是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城市。

相反，很多人认为深圳是最具活力的创新城市。无论从创新公司数量，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涌现的速度和数量，还是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来看，它都是在全国名列前茅的。

这其中的主要差距在于——文化。一些城市的文化，在本质上是官本位、分等级的，比如我们现在的科研体制中，谁的“官”大、谁是院士，就能去评审，这种文化与企业家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创新意味着平等，是市场竞争的选择，而不是“官本位”思想。

2. 独立思考、自由创新

独立思考和自由创新是一切创新和创造的根源。

一个国家或地方的创新生态体系，能不能鼓励、保障、尊重这种创造精神，这很重要。

如果缺乏创新、创造的环境土壤，那么在每一个领域，都不可能有创新。

3. 生态体系

创新不是孤立的，需要有一个生态体系。

生态体系的核心是文化。因为有了文化，人的精神能够得到自由的张扬和发挥，新的科技自然会涌现出来，金融也自然而然的会跟随，所以生态体系一定是有灵魂的。

文化决定了生态体系主要构成什么。

比如，苹果、谷歌、高通等无数最具创新力和创造力的公司，早已成为无工厂公司；硅谷和以色列不是以制造业为主，而是以最前沿的颠覆式创新为主。

同样，在中国不同的地区，产业的生态体系是有所侧重的。

比如，在信息科技领域、生物科技领域的创新方面，深圳是最突出的，有很多前沿性的公司和研究所；在高端制造业方面，上海、江苏则更多些。

4. 多元包容

开放、多元、包容和富有创造性的教育科研体系，是一切创新生态体系的本质和内核。

创新者一定会引领这个世界，但创新一定要打破以前的传统。

一个打破传统的人，谁能够肯定他呢？让传统内部的人来承认他，称赞他，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怎么办？唯有保障文化教育、制度、体制机制包容、开放、多元，“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可以不同意我的，但是允许我有生存空间”，让每个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才可能实现创新。

5. 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是一切创新的生态体系所必然具有的本质特征。

一个国家、公司或组织如果是高度等级制的，层层命令的，那不可能有创新；创新不可能有一个中心，来命令大家要做什么。

创新从来就是一种草根生长，自发的，或自下而上的现象。

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公司，比如腾讯、华为、阿里等，它们的每一个员工尽管都要遵循报告制度，但在原则上是平行的。

这样的公司内部有多个中心，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中心”，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起一种创新的想法。

6. 跨界融合

跨界融合是激发创新和创造的最丰富源泉。

7. 专注持久

任何伟大的创新必然是长期专注和坚持不懈的成果。

就像计算机和互联网源自电力科技和其他工业技术的不断改进，源自无数创业家、创新者和企业的不懈努力，源自政府对基础科学和技术创新的持续资助......

创新需要举国上下、多方鼓励才能实现。

以上7个方向，是中国未来竞争力的关键，至少影响未来20年国运。

政府主导创新的3个维度

我们现在可以检讨：我们政府的政策、体制机制等是否有助于这种创造、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弘扬和光大？

如果一些国家和地区高喊要激发创新，致力于创新驱动发展，实际政策却与创新格格不入，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实际上，一个国家对创新的支持，可以分为三个维度：

1. 由政府主导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其实，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政府主导的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就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美国尤其如此。根据统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的研究和开发投资总额，与私营企业部门的研发开支不相上下，甚至在很多年里，要远远超过私营企业部门的研发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布什出于对美国军事科技可能停滞不前的深刻担忧，联合当时哈佛大学校长和其他科技界领袖，说服美国总统罗斯福，创立了美国国家国防研究委员会、美国军方科学研究和发展局。美国政府主导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主要部门是国防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20世纪，许多划时代的重大技术革命均由国防部主导完成：原子科学的实际运用源自著名的“曼哈顿计划”，计算机的发明是为了精确计算弹道轨迹，互联网的发明是为了军事信息共享。

2. 由政府出资，与大学和产业界合作

二战临近结束时，罗斯福总统为倡导政府出资与大学和产业界合作，推动基础科学研究，让布什准备一份报告，这就是后来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这份报告序章里写：“基础研究能带来新知识，为我们提供科学资本，创造出知识的实际运用所必需的资金宝库。”这份报告的伟大感召力直接催生了美国“军事—产业—大学”三位一体的“铁三角”创新机制。除了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外，一大批新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最著名的包括兰德公司，它是美国空军下属的最主要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并很快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综合性科研机构和智库；斯坦福大学研究所及其附属机构增强研究中心；私人企业施乐公司创建的施乐帕克研究中心。这些研究机构在众多科技领域都开辟了人类前沿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最先进的研究成果，更是互联网革命性发明和创新的生力军。

毫无疑问的是，政府斥巨资，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具有明确方向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是现代科技创新活动的显著特征，也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美国的这套模式比较独特，也值得中国借鉴、学习。

中国现在主要提两个“创新”：一是新型举国体制，二是产学研的配合。我们所设想的举国体制，和美国的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近年来一直提“产学研的融合”，更接近美国的创新机制，也值得继续发挥潜力。

3. 非国家主导，以市场和竞争导向为主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讲的政府主导，和我们理解的“由国家主导”不同。它不是“由国家给出的详细规划，层层来执行”的模式。相反，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市场导向和竞争导向的。美国的模式不是由国防部司长或部长来牵头，组织一帮人，成立一个科学院、工程院或者一家大公司来搞这件事。它们不知道事情到底能做成什么样，谁来做，谁知道哪个方向最终可能成功，什么东西才是世界领先的。有谁曾经预测到西门子、盖茨、任正非、马云等无数发明家和创业家的崛起？有谁曾经预测到互联网会改变人类的经济生态和生活方式？下一个微软、苹果和谷歌会诞生在哪个领域？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可靠的办法，来预测和估计创新和创业的方向，更不用说，尝试创新的结果是什么，以及谁会成为下一次创新和创业的领袖。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突变和惊喜，正是创新和创业的本质特征和无限魅力。美国的国防部只有一个模糊的目标，只是提出一个宏大的构想，比如“你们要造出全世界最先进的武器”，或者“它要在某个领域处在世界最领先的位置”，然后把钱给几个私立的大学或私人的公司，让它们竞争，看哪个方案最好、最有前途，就给更多的钱。有人说，美国过去很多年，基础科学研究有70%-80%资金来自于政府。美国当年从军事目的出发，但最后的结果，完全超出他们最初的设想。著名的阿波罗登月、挑战者号、宇宙飞船等创举也是来自这种模式。

富有想象力的教育体系，具有4个特征：

北大的周其仁教授曾到以色列去，结果当地的一个科学家给他说：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注重教育，但是有很大差别。犹太人的爸爸妈妈会问：“你今天有没有向老师提问？你的问题有没有把老师难住？”而中国的小孩上学回到家里面，爸爸妈妈都是问：“你们今天有没有听话？有没有惹老师生气？”犹太人不轻易相信和同意别人，坚持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比如，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的真正秘诀就是他敢于怀疑，敢于抛弃既有的、已经成为权威学说的物理学理论。而我们的教育和文化传统有根本性缺陷，让天才、怪才、奇才、狂人出不来，不鼓励或者说一开始就把这些人扼杀掉了。相对来说，中国的模仿能力较强，颠覆能力较差，从教育的角度讲，主要有两大原因：

第一，标准答案式教育

填鸭式、机械式、压制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教育体系，必然无法造就富有创新力和创造力的人力资本。我们从幼儿园到博士都是标准答案，所以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平均”，“大家都差不多”。包括一些著名学者，你仔细研究，会发现他们只是在前任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没有任何完全新的见解。这是很可怕的。

第二，不敢颠覆传统

中国的文化是比较中庸的，讲集体主义，不太鼓励个人主义，“枪打出头鸟”，不鼓励大家当disrupter（破坏者），对敢于挑战传统智慧，挑战主流，挑战现存惯例的人往往是不待见的。所以，在中国，像乔布斯、马斯克这种人就出不了。

从创新和创造的角度来看，卓尔不群、标新立异、特立独行恰好是最重要的品德。乔布斯到斯坦福大学演讲，学生问他，如何才能成为他这样的成功者。乔布斯的答案很简单：非同凡想。要培养出“非同凡响”的人才，需要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教育体系。如何打造这样一个体系呢？

全世界最具创新的国家，都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多元文化或文明共存共生、相得益彰。

宽松或自由的移民政策是刺激创新的重要源泉。比如硅谷、纽约、新加坡，有来自全球不同国度、地区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语言、习俗、宗教等相互碰撞、冲击、刺激，很容易激发出新的思想和思维模式。海外留学归国学生往往是创新的主力军，原因即在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几乎所有成功的创业企业，都是由海外留学生创办或者发挥了关键作用，也绝非偶然。要想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或者激发出创新思想，一个基本或简单的途径就是将自己投身到不熟悉的地方去。

第二，不同学派相互争鸣，新思想层出不穷。

多元文化并非是多个文化传统简单地聚合到一起，而是意味着开放、包容、共生共长、相互启发。如果某种文化或思想成为独断或垄断，反过来肆意压制甚至消灭其他文化、思想，那么多元文化的生态环境就不可能形成。现代物理学的黄金时代是相对论、量子论及其各种流派，犹如奇葩竞相开放，整个物理学界处于极度兴奋状态。同样，中国文化最精彩的发展时期，是诸子百家迅猛崛起的时代。如何才能激发新思想或新想法层出不穷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鼓励和培养每个人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而唯有开放、包容、富有想象力的教育体系，才能孕育、激发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第三，建设一个开放式、互动式的教育体系。

第四，实施精英教育，培养国家顶尖的全能人才。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创新者和创业者毕竟都是少数。我们可以说，创新和创业者具有某种特殊素质和基因，或者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将这种特殊的素质和基因，展现和激发出来。既然如此，我们也应该向以色列学习，提倡精英教育。每年，以色列都会从年轻人里，挑选出最优秀的分子，进行全方位、全天候、高强度的训练，让他们接受大学和军队能够提供的最好教育，以培养国家顶尖的全能人才。

真正的创业和创新者都持有“三大主义”，除了教育方面，一个国家还需要鼓励企业家精神。

因为引领世界、引领人类经济增长的，主要是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物。他们把内心深处无限的创造性，不断地弘扬出来，去为人类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提升人类的精神和物质水平。那么，企业家或创新者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熊彼特说，企业家或创新者是人群里的极少数特殊“品种”，好比卡鲁索、帕瓦罗蒂那样伟大的歌唱家，永远极其稀少。熊彼特认为，他们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头、管理者、首席执行官，也不是那些成功企业的所有者；他们最显著的特征是近乎痴迷地，执着于最前沿的创新活动，拥有真正高水平的超越能力。

这里讲的“企业家精神”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也包括极少数最优秀的政治家，他们身上也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具体来看，企业家精神至少有三个维度：

1.理想主义

依照尼采的说法，如果现实不符合自己的意志和愿望，超人就完全忽视它或忘记它。乔布斯正是如此。乔布斯领导苹果公司的过程中，经常给他的团队下达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指令。一开始团队成员觉得他简直就是疯了，然而在乔布斯的坚持甚至是蛮横要求之下，团队竟然真的能够完成初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源自乔布斯有意识地否认现实，不仅是对别人否定，而且对自己也否定。比如，他会说“嗨，你设计的这个店面看起来简直就是狗屎”，或者“天啊，我们怎么会把这个产品的过程搞成这个乱糟糟的样子”。创新者和创业者要创造一个不同的、完全新的世界。这是一种理想主义，没有理想主义肯定称不上是具有企业家精神。正如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所言，创新者和创业者对现存事物具有神圣的不满足感，反问自己：你如何才能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

雄心勃勃是所有创业家和创新者必然具备的天生特质。他们坚信自己能够创造全新的科技、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坚信自己能够引爆革命性和划时代的变革，坚信自己能够改变世界、改变人类生活。

2.英雄主义

英雄主义，说白了就是有一往无前、大无畏的精神。英雄主义并不保障能成功，可能失败，而且会失败得很惨。但是，失败了就失败了，伟大的创新者本来就是这样的。只要最终有几个冒出来，就把这个世界改变了。

3.现实主义

熊彼特说：“企业家重在行动。行动需要超乎常人和常规的坚定信心，需要挑战和克服一般社会心态及习俗的抗拒和抵制。人群中只有极少数人具备如此坚韧的品格和毅力。”真正的创业家和创新者，要勇敢地面对和承受，克服一切遇到的困难与磨难。至少要具有这三个维度，才能称为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也需要有这三个特质，才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现在，很多人顶多只能称得上是businessman（商人）。还有些人做一庄生意，赚一笔钱，或者搞一个公司，等上市后套现走人。按照乔布斯的话来讲，这种人与企业家是格格不入的，更不用说那些有坑蒙拐骗、造假欺诈行为的人。乔布斯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曾经如此评说企业家和“企业家”之间的本质区别：我憎恶那些自称‘企业家’的人，他们实际上所做的事情就是创办一家公司，伺机出售或上市，然后套现走人。他们从来不愿意沉下心来去创办一家真正的公司，那是所有经营活动里最艰难的工作。唯有如此，你才能够做出真正的贡献，将前辈企业家留下的遗产发扬光大。”硅谷风险投资家、《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说：创业最可怕的不是失败，而是平庸，是抄袭和重复别人的工作。创业最兴奋的不是赚钱，而是将一个天才的思想变为现实，变成消费者能够享受的产品和服务。”他批评当今绝大多数创业家和创新者不是试图重新发明车轮或颠覆车轮，而只是努力让现有车轮跑得更快一点儿。他们不是立志去解决真正困扰人类的最重大课题或难题，而只是发明几个新的游戏，改进几个新的 App。中国如果只专注于这种创新，显然是不足的。像互联网是美国人搞出来，我们跟随；机器人是美国人、日本人搞出来，我们跟随；人工智能是美国人搞出来，我们跟随。当然跟随也不错，但是肯定不够。中国现在开始有条件了。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必须开始把注意力和资源转移到创新的源头，去研究物理学、化学、脑科学等这些最基础的、最原始的科学。正如任正非讲的，到无人区去探索！

结语 

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里，布什还写了一段话，对任何国家，尤其对于今天致力于创新驱动发展、致力于创建国家创新体制和机制的中国而言，显得极具现实意义：

“一切新产品和新工艺都不是突如其来、自我发育和自我生长起来的，它们皆源自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新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则必须来自最纯粹科学领域持续不懈的艰难探索。如果一个国家最基础的前沿科学知识依赖他人，其产业进步必然异常缓慢，其产业和世界贸易竞争力必然极其孱弱。”

对未来的创新，总体来讲，我还是非常乐观的。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中国很多年轻人的家庭环境、所受教育，以及放飞理想的条件，和过去相比，已经有很大的差别。我非常有信心，中国在未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颠覆式创新。

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著名宏观经济学家，中国农业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顾问委员会成员、研究委员会成员。师从“欧元之父”、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杰出校友，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华友世纪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