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应经济观察报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出席《2020智慧城市峰会》云端开幕式并发表了主题演讲，黄益平教授认为智慧城市的核心是怎样把数字技术应用到城市的管理和服务中，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善人民生活的质量。从发展的前景看，黄益平教授认为，数字经济甚至有可能会引领第三波全球化浪潮的到来。
数字经济很快会进入爆发期
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进展，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等领域国际领先，现在有可能即将进入爆发发展的前夜，原因有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展示出来的无接触交易的特性，我相信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第二，政府在推动新基建的建设，会为下一轮经济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
第三，政府在推动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我相信这方面会有很多的政策法规出台，会有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
第四，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进行了快十年，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也是数字经济的一些基本的元素。
最后，我国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一方面是老龄人口的占比会增加，同时劳动人口的占比下降，出现一定程度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宏观经济稳定器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巴斯夏的理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看到数字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称之为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我们讲智慧城市，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工智能、云计算和物联网全部连在一起，这样才有高度数字化的管理和服务，但是这个活动本身是有很大难度的，需要很多的基础设施，也需要很多的落地技术手段。
过去这几年，移动支付在这方面闯出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从2017年开始二维码支付，线下很多小商贩都把二维码印在纸上直接收款，这样的活动看上去很简单，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发挥了很重要的功能，相当于把完全分散的个体经营户连接到一个系统里。
移动互联网或者是物联网体系全部移进来后，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今年上半年，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用支付宝线下二维码的支付体系做了一个研究发现，全国可能有将近1亿个个体经营户，二维码支付将很多个人连载到一个系统上，这会为将来的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的发展提供非常好的基础。
通过码商的数据，我们发现全国个体经营户的业务在2月大概下降了50%左右，从3月份开始复苏，到6月底恢复到应有水平的80%。
过去看国外在大灾害之后会有很多金融服务的特殊需求，比如说地震台风一过去，很多人会跑到银行取钱，申请贷款，在中国，即便是封城四周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真正跑到银行取钱的人比较少，移动支付意味着钱已经在手机上，这就是数字技术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好的变化，一定意义来说，也支持了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还专门做了一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描绘了全国各个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所谓的数字普惠金融，主要是移动支付、互联网贷款、线上的保险投资等一系列金融活动。
从2011年最早开始编制指数地图来看，数字普惠金融比较发达的是东南沿海几个地级市，到了2018年，地区间的差异明显缩小，虽然最发达的仍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但是内陆地区都在快速发展。
我国金融结构的布局绝大部分是在东部地区，西部人少地多，金融机构的布局也相对少一些。但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不管你处在什么地方，只要你有移动互联网，有智能手机，在线上有一个APP，就可以享受和全国其他地区老百姓差不多的金融服务，从数字技术支持金融来说，是非常好的反映，既支持了地区差异的缩小，就是一个普惠性，更重要的从智慧城市的概念来说是互联，就是所谓的智慧城市。
第三个数字金融的例子是大科技信贷。过去发展普惠金融比较难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小微企业规模比较小、数量比较大、生命周期比较短、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很难对它做金融服务。
大科技信贷，现在做得最成功的应该是网商银行、微众银行、新网银行三家新型的互联网银行，他们所做的工作好在什么地方？就是解决了金融体系当中金融交易最难解决的问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为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的特征，往往不能有效地提供商业银行做信用风险管理所需要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完整的财务信息或者是抵押资产。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大科技信贷在疫情期间一直在放款，在持续地支持中小微企业，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发挥了很重要的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普惠金融比较难做，有一系列的原因，但归根到底就是两条：一是获客难，一是风控难。大科技信贷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简单地说，可以看两个方面的工具，一是大科技平台的优势，像蚂蚁金服、阿里巴巴或者像腾讯这样的平台建立了生态系统，对支持信贷，或者是提供金融服务，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是长尾效应获客，支付宝、微信支付用户量已经是数亿；第二是客户到平台会留下很多数字足迹，这些数字足迹积累起来，就成为了大数据，大数据可以实时监测谁在平台上借了钱，可以监测将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时可以支持风控模型分析，这是新的创新；第三是通过设计一些正向或者是负向的激励机制，加强还款管理。
大科技平台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做一个事情，因为生态系统是闭环的，所有人借款都在线上进行，这个时候平台有一定的约束力，可以通过正向负向的激励机制，鼓励你还钱，还钱了你的信用记录改善，将来可以做更好的事情，更多的事情，如果你不还款，在平台上的业务就会受到影响，通过这样的一些办法，一方面是使得过去这一段时间小微企业贷款支持了宏观经济稳定，更重要的是，使得普惠金融成为可能，普惠信贷成为可能，这是我觉得几个方面比较重要的发展。
我们也看到工业革命正在走向深入，第四次工业革命讲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新技术推动恰恰是做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至关重要的技术基础，我特别想说的是，5G技术的落地可能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智慧城市的建设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技术进步是数字金融发展的关键，数字技术对数字金融来说，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大科技平台，二是大数据，三是云计算，三者合在一起，推动着数字金融往前走，将来5G落地之后，我觉得金融服务会进一步的提升，对物联网包括一些自动驾驶、城市的管理会有革命性的改变。
最后一个因素，我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过去在经济发展中经常提到中国的人口红利，主要是劳动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例在不断地上升，人口的生产率在不断提高，所以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这是有道理的。
但是从2010年开始，劳动人口的占比在下降，老龄人口的数量在增加，两个合在一起，意味着将来的老龄人口增加，一系列社会服务要求会增加，但同时劳动人口占比下降，有可能使得劳动力成为短缺，对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生产、自动化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多。
不论是从企业、市场还是政府来说，我相信能替代劳动力、能自动化生产和服务的技术会得到大力的支持和推动，这也是为什么数字经济面临着非常难得的机会。
数字经济与第三波全球化浪潮
未来一段时间，数字经济可能会有很大的发展，我们做一个更大范围的展望，数字经济如果真的大幅度发展，技术进一步发展，我甚至认为有可能最终会引领第三波全球化浪潮的到来。
今天说新的全球化浪潮到来，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有一点不以为然，因为今天讨论的更多的是世界各国逆全球化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多。我们可能要跨越短期的一些发展，做更长远的展望，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人类历史上已经经历了两轮全球化的浪潮。
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是1850年左右，是工业革命八九十年以后发生的一场全球化浪潮，我自己解读在当时为什么会发生全球化，其实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改善，成本一下子降低了，国际贸易和投资变得相对比较容易，交通通信技术的改善降低了成本，从而推动了贸易的全球化，当时全球化主要的载体是货物。
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一般认为是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把美元和黄金脱钩开始的，美元和黄金脱钩基本的含义是摆脱了金本位，摆脱了固定规律，世界经济走入灵活的自由浮动的规律体系的时代，在金融里面有一个蒙代尔三元悖论，因为放弃了汇率的体系，使得跨境资本流动变得空前活跃起来，今天说的全球化就是第二波全球化，是从汇率体系的改变开始的，金融优化、全球化都是从那里面衍生出来的。
第二波的全球化是政策改变引发的，主要的载体是资本的跨境流动，贸易也变得很活跃，我觉得资本的特性可能更加突出。
现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5G技术落地可能会在将来引领第三波全球化浪潮，全球物联网也好，移动互联网也好，如果全球都连在一起，交换成本会大大降低，这种交换可能是货物的交换、资本的交换、知识的交换，最终可能主要的载体是数据。
这样的时代什么时候到来，现在不太好说，我觉得数字技术的进步，数字经济的发展，最后可能会迎来的是世界进一步连在一起的可能性。要实现这样的愿景，需要克服很多政治、经济、技术方面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