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长江学者、国际信息系统学会中国分会主任毛基业发表了题为《构建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文章。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增强“四个自信”与破“五唯”的形势下，本文探讨如何构建有国际影响且源自中国管理实践的管理学理论，首先说明为什么尚未出现这样的理论，但目前的条件已经具备。随后论述为实现这样的目标应该用什么样的研究范式和方法。
（一）为什么尚未出现有国际影响且源自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
2020年《财富》全球500强排行榜中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公司达到124家的历史新高，第一次超过美国（121家）。而1995年这个榜单第一次发布的时候，中国大陆只有4家企业上榜；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也仅有12家。有这样的跨越式发展，有没有产生普适性的最佳管理实践？管理学研究有没有提出有国际影响的管理工具、方法、概念和理论？答案并不乐观。
管理学理论本质上是组织现象的一般规律，表现为概念及之间的关系与解释。管理学文献中有少数具有显著中国文化特色的概念。但十年前，徐淑英和张志学（2011）指出“十分可惜的是，目前已发表的中国管理研究文章几乎显示不出本土化的特征”。Jia等（2012）也发现，1981~2010年30年在国际上最高水平的6本管理学期刊上，发表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文章一共有259篇，仅占这些期刊发表的论文总数的2.7%，其中只有10篇有情境化研究（包括2篇质性研究），数量是微乎其微的，最近十年来的改进并不显著。然而，Li和Tsui（2002）发现有影响力的研究（高引用次数）都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可以说，越是民族的才越是国际的。
这个现状的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观察）。首先，在工业经济时代，国内似乎没有出现全球范围内的原创最佳管理实践，因而管理学者缺乏做出引领性理论创新的素材。以当前广受关注的华为公司为例，其成功因素除了中国管理智慧和文化之外，在流程和方法方面基本也是学习和采纳西方为主。相比之下，20世纪80~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腾飞的时候却产生了以丰田生产方式为代表的精益制造体系和知识管理理论等。其次，以往国内管理学者缺乏理论构建的能力，1990年之前，甚至1995年之前，基本没有实证研究，科研主要用的是思辨式方法和引进西方管理理论（张玉利、吴刚，2020），而前者属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论文写作范式。
然而，目前以上两个观察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消费互联网，电商的交易额超过世界总量的一半。2019年的网购零售额已经超过10万亿人民币，占社会零售总额的25%。中国已经全面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用户超过13亿。不仅是规模，中国在数字化营销、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应用、共享经济、移动支付、3D打印、无人机等领域有一系列的全球范围内的最佳实践。金融科技是公认最发达的，因为我们有全球最大的大数据，最丰富的应用场景、相对宽松的隐私保护。数字经济中涌现出以海尔为代表的平台型组织，以及阿里、小米、美团等生态型组织。这些现象为管理学研究和创新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另一方面，实证研究范式已经牢固确立了主导地位。在国际上高水平期刊论文检索数据库中的中国学者的论文数量和引用次数，都已经名列前茅，仅次于美国。在管理学里的24本顶级期刊上，国内学者的发表能力也逐渐提升，极少数顶尖本土学者已有能力独立发表，若干所商学院已经进入了全球百强。例如，Li等（2020）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期刊上发的一篇论文，受中国电商平台国际化现象的启发，提出生态系统特定优势（ESA）的概念。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时代在呼唤并催生新理论，新理论也在引领新时代。中国学者构建有影响的管理理论的条件已经成熟。
（二）如何构建有国际影响的管理理论？
借用双循环的概念，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与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核心是解决国际化跟本土化理论构建的关系。国际化指使用国际通用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实证研究方法），而不是指使用英文发表。本土化指的是讲中国故事，聚焦中国管理情境。
为什么需要采纳国际通用的研究范式？第一，实证研究范式有坚实的科学哲学基础，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等。例如，波普尔提出的证伪的概念，要求研究必须与已有的理论对话，对其进行延伸和修正，这是社会科学界普遍认识的理论构建范式。波普尔的认识进化论，提供了一个理论的进化机制。第二，实证研究方法有其规范性和严谨性，强调精准的概念定义和测量，进而基于可观察和测量的数据确立概念间的关系。这个范式对于什么是理论以及什么是理论贡献是有明确的定义和共识的。例如，针对如何确立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研究方法的教科书都介绍其3个必要条件。第三，从可行性角度看，现有管理学理论的演化过程显示它具备与时俱进和自我修正的机制，有足够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多元性。在研究方法上既有基于大样本定量研究的演绎方法，也有基于质性研究的这种归纳式方法，而且很多西方管理学大家都强调本土化和情境化。此外，以往本土管理学理论的成长和进步，也说明了采纳实证研究方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发扬光大以往的成功之道，坚持采纳国际通用语言去研究中国企业和实践。既然管理学研究的范式已经存在而且相对有效，我们没必要重新发明轮子，而应该是缺什么就补什么。
应该说现有管理学理论是全人类管理实践与研究的结晶，也包括东方的贡献。有没有必要去区分西方的管理科学与中国的管理科学？尽管有文化和地域差异，但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管理科学似乎应该只有一个。这里有个类比，各地区的文化与制度可以不同，但是思维方式和科学哲学应该是一样的。否则为什么人类有同样的数学、同样的逻辑推理？同理，管理学的描述对象、研究对象可以不同，但是描述方式需要共同的。
作为管理学研究对象的微观组织的共性大于个性。比如，现代企业治理制度中的中国企业和欧美企业有没有本质区别？如果有，是什么？相关研究并不多。企业内部，无论是目光所及的建筑和设备等硬件，还是组织架构图、岗位说明等软件与西方企业都很相似，有全球驱同的趋势。华为与欧美企业差别主要是看不到的文化与所有制的差异。具体到员工层面，中国员工与欧美员工本质区别有哪些？也是共性大于个性。因此，我们在承认共性的基础上去研究个性，“不要觉得中国的很多东西有多特殊，站在全球的视野可能不一定这么特殊”（张玉利、吴刚，2020）。
此外，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我们开始有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和世界领先的管理实践。所以中国管理理论产生国际影响也是一个必然，对于提高国际话语权和“四个自信”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应该拒绝自说自话、不能闭门造车，避免追求单一的内循环。
然而，我们也要意识到国内目前普遍采纳的大样本定量研究，较多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有其局限性。我们应该大力推动质性研究，这样的归纳性研究方法，天然扎根在管理实践中，因而更适合从实践中提炼新颖的管理理论。案例研究与实践的关系天然就非常密切，便于构建接地气的管理理论（Eisenhardt，1989），特别适合构建原创性理论，近年来也在管理学界获得了普遍采纳和认可（毛基业，2020）。
当代中国管理学者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需要聚焦中国情境，讲好中国故事，并坚持采纳国际通用的范式。
毛基业，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长江学者、国际信息系统学会中国分会主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兼任国际信息系统学会中国分会（CNAIS）副主任。曾任和现任多个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包括Journal of AIS (SCI),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SSCI),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SSCI)，和Journal of Database Management (SCI)等；此外还兼任面向海外发行的英文管理学期刊Frontiers of Business Research in China的创刊副主编；《信息系统学报》创刊副主编。